菲利普·劳登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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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手

主演:杰瑞米·埃尔卡伊姆 / 薇拉莉·邓泽里 / 瓦莱丽·勒梅西埃 / Béatrice De Staël / 赛吉·波宗 / 菲利普·劳登巴赫 / 安托万·夏佩 / 弗朗索瓦·罗兰 / 布鲁诺·莱
简介:" 2004年5月末,苏曼华(中)和导演郦虹(右)在电影《我们手拉手》首映式上合影。 " 苏曼华(右二)等人在儿童文学讲习班学习时,围着冰心先生请她签名。(摄于1978年12月) " 2014年8月,在帕米尔高原上拍完电影《鹰笛·雪莲》的最后一场戏,创作团队成员合影留念。 " 苏曼华(右四)、周善和(右七)在井冈山市华侨周善和学校奠基仪式上合影。 苏曼华 祖籍辽宁,1944年生于新疆,长于四川,后随母亲回到辽宁,现居深圳。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1世纪以来侧重于电影创作,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送你一根魔杖》,后被导演更名为《我们手拉手》,电影获第11届华表奖、第10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任第一编剧的电影《苗娃》获第2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推送奖、2015洛杉矶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儿童影片奖;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鹰笛·雪莲》获第10届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第7届欧洲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故事片奖、首届加拿大金枫叶国际电影节最佳儿童电影奖,以及2016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杰出制作人奖;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天使的声音》入选国家电影局“迎接党的十九大共圆小康中国梦”主题放映活动推荐片目,是60部入选影片中唯一一部现实题材的儿童电影,并获贵州省优秀文艺作品奖。2016年,获广东省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逾40年并取得优异成绩”荣誉证书。2014年,被深圳市民海选为“深圳市首届最美长者”之一。 口述时间 2019年1月9日下午 口述地点 深圳商报社大厦18楼 1998年7月,我从辽宁省锦州市文联调入深圳市文联,时年54岁。深圳在诸多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生活多姿多彩,观念与时俱进,市民来自五湖四海……深圳是一座蕴藏着宝贵素材的创作“富矿”,每当我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一颗敏感的心就总是激动不已。来到深圳后,我创作的激情没有随着年华老去,年轻的深圳经济特区总是让我忘记自己的年龄。 壹 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大板筋和铜豌豆》获《儿童时代》杂志社建国30周年短篇小说征文奖,此后,我的创作便走上“快车道”。 从小接受文学熏陶 我1944年出生于新疆,1953年9月,我母亲调到辽宁省锦州高中工作,那时她工作很忙,没空管我,就从学校图书馆借来很多书让我读。从那时起我就爱上文学。 我们当时住在教学楼内的集体宿舍,休息时学校其他老师会来我们宿舍坐坐。其中,教语文的常喜书老师喜欢跟我说话,有时过来翻翻我的书,问我能看懂吗?或是让我告诉他,书里写了什么人、什么事。一天,他带来了女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书。丁玲此前曾凭借此书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轰动一时。常老师指着丁玲的照片说:“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你要是真爱好文学,就立志当个作家,以丁玲为榜样吧!”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丁玲的名字,第一次看到她的照片。 几十年过去了,常老师的话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是他,在一个9岁的小女孩心里播下了种子,让我做起了“作家梦”。 创作科学文艺读物 成小学常识课代用课本 1961年10月至1964年8月,我在锦州的农村任教。1964年初,我发表了一些作品,正因此,那年8月,我被调到锦州市内一所新成立的高中任语文教师。刚刚20岁的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便更加勤奋地写作。那时我已经历经过农村小学教师苦乐相伴的生活。苏联有部电影叫《乡村女教师》,但是我国当时却没有反映农村小学教师的文艺作品。我就想,为什么我不来写一本这样的书?1965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向阳第一枝》得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肯定,编辑来信提出若干修改意见,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小说没有出版。 1969年,我开始教授学生化学课。那时的化学课本与学生的认知能力不相匹配,孩子们也没有其他课外读物。于是我又想,为什么我不来给孩子们写一本化学课外读物?1973年,我靠着熬夜写作完成了故事体科学文艺读物《小明学化学》。经过几番波折,直到1978年2月,《小明学化学》终于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首印20万册,被许多小学用作常识课代用课本。此后,我的科幻小说等文章也都接踵甚至同时发表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报刊上。 1978年9月24日,《光明日报》用了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我在辽宁省科普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我愿在科学的春天里作一只辛勤的蜜蜂》。这为我1978年11月调入锦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专业作家打下了基础。 锦州市文联的领导对纯文学作品十分重视,于是我写起儿童小说。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大板筋和铜豌豆》获1979年《儿童时代》杂志社建国30周年短篇小说征文奖。此后,我的创作便走上“快车道”。 贰 山水从山上冲下来,我迎着山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我见到下七乡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来到深圳进行文艺创作 1998年7月,我作为文艺人才被引入深圳,调入深圳市文联。其实我与深圳的缘分,在1998年之前就开始了。很多年前,深圳有一个中国作家协会深圳创作之家,每年都有几批作家被邀请去创作。 1996年元旦刚过,辽宁省作家协会把那年第一批获邀的惟一一个名额给了我。由此,1996年1月18日到2月8日,我在深圳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我们那批作家共有12人,有陕西的陈忠实、江苏的艾煊、安徽的陈所巨、西藏的益西单增,等等。时任深圳市文联主席张俊彪来看望大家,与我交换名片时,看着我的名片说:“搞儿童文学的吧?”原来,张俊彪主席的作品《牛角墨斗》与我的作品《大板筋和铜豌豆》都是1979年《儿童时代》杂志社建国30周年短篇小说征文获奖作品。聊起那次征文,张俊彪主席和我都还记忆颇深。 “六上井冈山”创作电影文学剧本 其实我在辽宁,从1984年起已在写报告文学。那时辽宁省委宣传部编辑《开拓者列传》一书,邀请一批作家,每人写一篇报告文学,集文成书。我在被邀请之列,没想到我的作品“一炮打响”,后来稿约极多,于是渐渐走上报告文学之路。1992年,我当选为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然而,当时深圳不缺报告文学作家,儿童文学却是薄弱环节。1998年,我来到深圳,环顾周围皆有陌生之感。不过,我从来不惧怕面对新的挑战,于是对自己说:“你就是一小学生,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不了解情况就迈开双腿去了解,何惧之有!” 于是,我按照安排,暂时放下报告文学,与儿童文学再续前缘——到蛇口小学去、到元平特殊教育学校去……当我敏感地发现了一个好题材,就告诫自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要紧追不舍,深入开掘。创作电影文学剧本《送你一根魔杖》时就是这样。导演后来将电影更名为《我们手拉手》,这也很贴切,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深圳实验学校和江西井冈山下七乡中学的孩子们在“手拉手”活动中共同成长、结下纯真友谊的感人故事。 我第一次去井冈山下七乡是2001年6月,我从深圳坐火车到吉安,从吉安坐大巴到茨坪,再从茨萍搭上一辆面包车去下七乡。山路极险,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行到半路又下起瓢泼大雨。到达目的地后,我茫然四顾,半山腰上有房屋,我猜那就是下七乡中学。山水从山上冲下来,我迎着山水向上走,打伞和卷裤腿都已毫无意义。当我见到下七乡中学校长连国富时,整个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事实上,连国富校长此前就接到深圳实验学校的电话,早已等候多时。他见到我立马就急切地“汇报”,我只得赶忙记录,一任涓涓细流从头向下流淌,在脚边积成两个水洼。山区中学的学生大多离家很远,70%以上住校。我要探访学生的家庭,山里没有任何便利的公交工具,连国富校长只得让骑摩托上班的老师用摩托车载我进山家访。那年10月,我跟随深圳实验学校的师生再上井冈山,后来还曾多次往返井冈山。为了这部电影,我前后“六上井冈山”。 天道酬勤,电影《我们手拉手》于2004年5月公映。英籍香港企业家周善和女士看到这部电影,被山区孩子们渴望读书的心所震撼,也被深圳人的关爱精神深深感染,于是捐款50万元,为电影中霞溪中学的原型——井冈山下七乡中学修建新校舍,令我备感欣慰。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也让我备受鼓舞。 叁 深圳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座城市富有活力、富有创新精神,让我觉得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创作的激情常在,我的童心不会老。 深入渔民村采访创作电影文学剧本 改革开放让深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04年春,我到罗湖区渔民村采访。那里紧靠深圳河,是深圳与香港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 深圳的春天热如夏日,那时渔民新村还没有交付使用,电梯不开,为了弄清站在渔民村的窗口看深圳河对岸究竟能有多宽的视野?我走防火通道,徒步爬上十几层楼……春天的汗水没有白流,它凝结成电影文学剧本《河的那边是香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世界。渔民村既是深圳的叙事起点,也是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和社会深刻变迁的缩影。 带领主创团队人员 在帕米尔高原拍摄电影 我的作品都来源于生活,我任编剧兼制片人的电影《鹰笛·雪莲》,也是来自生活的馈赠。2013年8月,我到新疆喀什采访,听说了“深喀家庭1+1”活动中的一些故事。该项活动中,深圳市和喀什地区的各50个家庭建立联系,两家的孩子结成“对子”,像走亲戚一样互相来往。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好题材,于是决定去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深入挖掘。 塔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上。从喀什出发步步爬高,280公里的路程汽车开了6个小时。我重点采访了塔吉克族女孩古丽娜热和她的家人。跟我同龄的达力·买提胡夏力讲述了他童年时遇到一名解放军叔叔,受到那位解放军叔叔关爱的故事。这些素材后来都被我用到了电影剧本《鹰笛·雪莲》中。 回到深圳创作完成剧本后,我很快找到了投资。2014年5月,我作为制片人,带领主创人员到塔县做开机前的准备。2014年7月电影开机,70岁的我第三次登上了帕米尔高原。《鹰笛·雪莲》的拍摄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有的场景还在5000米以上。高原缺氧,而帕米尔的植被又很少,所以缺氧更加严重。我肩负着管理整个摄制组的重任,要保证全组106人的生命安全。我们把一辆面包车改装成救护车,还聘请了跟组医生。每天都有人晕倒、有人住院,总导演李亚威身体不好,硬撑着还要追求艺术上的完美。我的高原反应是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每夜都是半坐半卧,后来影响到心脏健康,两只脚肿得只能穿拖鞋,就这样,我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回首往事,我从事电影创作17年。深圳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这座城市富有活力、富有创新精神,让我觉得可写的东西实在太多!创作的激情常在,我的童心不会老。 作家必须植根于生活的沃土,才会有创作的源泉、永不枯竭的激情和力量。深圳这片神奇的土地有太多的“养分”,这是深圳作家的福分。 总第19期 出品:深圳市政协 深圳晚报社 总策划:戴北方 王璞 王大平 总监制:柳光敏 邓自强 总顾问:黄玲南兆旭 总执行:唐亚明 周智琛 统筹:吴振兴 成功 梁琼月张笑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邱志东 实习生刘洁来源:深圳晚报
杰瑞米·埃尔卡伊姆 / 薇拉莉·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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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宣战

主演:薇拉莉·邓泽里,杰瑞米·埃尔卡伊姆,César Desseix,Gabriel Elkaïm,布里吉特·希,埃琳娜·勒文松,米歇尔·莫雷蒂,菲利普·劳登巴赫,巴斯蒂安·布永,比阿特丽丝·
简介:朱丽叶和罗密欧相识于派对,很快两人坠入爱河。后来朱丽叶生下了儿子亚当,可随着儿子逐渐长大,朱丽叶和罗密欧发现亚当经常呕吐且始终学不会走路。去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原来亚当长了巨大的脑瘤。于是朱丽叶和罗密欧两人携手向命运和死亡宣战,而爱情是他们唯一的武器。
薇拉莉·邓泽里,杰瑞米·埃尔卡伊姆..
正片

无手的少女

主演:阿娜伊斯·德穆斯蒂埃,杰瑞米·埃尔卡伊姆,菲利普·劳登巴赫,奥利维尔·博彻,弗朗索瓦兹·勒布伦,萨沙·布铎,埃琳娜·勒文松
简介:帅乃 " 《格林童话初版全集》(全注解本),[德]雅各布·格林、威廉·格林著,[美]杰克·奇普斯注,[美]安德莉娅·德索绘,姚了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 去年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格林童话初版全集》,在几年前“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下架风波后,中国读者终于有机会能够见到初版真正的面貌,看一看那些以“很久很久以前”开头的故事从前的模样。我们也将有机会看到,格林兄弟通过编写这部他们眼里代表着民间传统的童话集最渴望传递给读者的是什么。 从一个“非民间”的共识说起 《格林童话》(原名《儿童与家庭故事集》)并非纯粹的“民间”童话,应该说,这是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的一个共识。 据统计,格林童话中有40%的篇目来自各种文献而非直接的口头采集。而在口述采集的部分里,讲述者绝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这些人和格林在同一个生活圈子中,不少还有法国血统,她们的先辈在上流社会的沙龙中讲述这些故事。到了第二版中,讲述者的圈子虽有扩大,但为全书提供了一半故事、被格林兄弟认为是“理想的民间童话讲述者”“农民妻子”的多萝西娅·菲曼,实际上是拥有法国血统也受过教育的乡村裁缝之妻,她讲的许多故事也是出自书中。除了故事来源不够“民间”,格林兄弟还为收集到的故事原材料作了文学加工,七个版本的反复修订,到1857年推出最终版尘埃落定,这些故事早已不是原始素材的模样了。 那么,格林兄弟是否如部分批评者所言,“欺骗读者”,将他们的故事包装成来自农夫并宣称它们代表民间传统呢?既然他们要挖掘“自然之歌”,为什么对讲述者身份不加选择又反复加入文学性改写呢? 实际上,除了那时的研究与改写工作并不受如今已较为成熟的相关专业规范的约束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格林兄弟搜集这些故事的缘起并非是要将它们作为孩子们的床头故事,而是出于两位语言学研究者对专业研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感情。 1802年至1806年,格林兄弟就读于马尔堡大学,当时的德国尚未统一,实质上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松散联邦。受到法学教授弗里德里希·萨维尼的启迪,格林兄弟逐渐认同“人民”文化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存在根本关联的观点,同时,他们认为语言是团结德国人民的最佳纽带。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阅读了大量古代英雄传奇,写作中世纪文学,并发誓终生一起工作,“通过古日耳曼语及斯堪得纳维亚文学复兴德国人民的真实天性”。在这之后,浪漫派诗人克莱门斯·布伦坦诺和浪漫派小说家阿齐姆·阿尔尼姆又给了两兄弟深刻的影响,初版《格林童话》正是在为前者的童话项目收集民间故事的工作中逐渐酝酿而成的,用著名童话研究学者杰克·齐普斯的话说,“在他们的工作背后,是一种对浪漫的渴求,是在故事绝迹前挖掘并保存大众对德国文化做出的贡献”。 “有些人认为笔录口述故事容易导致对故事的歪曲变形或草率保存,因而认为记录长篇口述故事是不可能的。真应该让他们亲眼见识巍曼夫人每次重复讲述故事时的一致性和准确度……她时刻用这种急切而又严谨的态度要求自己,这是那些坚定地遵从着一致的生活方式的人对传统的强烈眷恋,而不是我们这些喜欢改变的人所能理解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口述故事常常具有某种强烈的亲昵感,并能对人的内心发生作用。” 这段格林们写在初版(第二卷)的前言摘录实际上正透露并解释了他们“不严谨”的秘密。也就是说,出于对讲述者态度的感动,更是出于对存在某些永恒价值和对“历久而弥坚”“大浪淘沙”等口述脚本筛滤机制的信任,他们恰恰认为收集童话的各种异文版本,反复对比融合,直至琢磨成一颗颗他们眼里最光彩夺目的宝石,是保存那些最重要的价值与道德观所必须有的工序。他们所找的那些人——直接信息来源在他们眼里只是中介物,因为他们坚信民间故事中最值得保留的最耀眼的部分在一次次的口传中将会得到很大程度的保留;而他们修改故事亦是如此——因为他们热忱地相信故事最珍贵之处在于承载了德国民众代代流传的精神财富和道德结晶,这些结晶需要也最适宜由他们这样的语言学者来识别和萃取。 然而,1812年第一卷出版后,批评家们反应平平,人们认为有些故事太多残忍,人物形象也不够吸引儿童。1819年第二版的改动充分说明格林兄弟还是受到了这些批评的影响,它们更考虑儿童读者的感受和大众的阅读喜好,在故事的选择和讲法上做出了明显的调整。以此来说,如果读者想知道格林兄弟最初希望大众从故事中获得的“价值”和“道德”究竟是哪些,故事的初版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删除与保留中追溯“格林童话之心” “格林童话之心”是什么?答案蕴藏在七个版本的修订整理中。从初版到终版,格林兄弟删除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太多恐怖暴力的故事,比如《孩子们如何在屠宰场玩耍》;二是非源自德国的口述传统故事,比如《笨蛋汉斯》《蓝胡子》;三是替换为了格林们更喜爱的版本,或者将多个版本进行了合写。改动的则主要有可能引起性联想的部分,比如《莴苣》中暗示女孩怀孕(衣服变得不合身了)的文字;将作恶的亲生母亲替换为“继母”,童话研究家玛丽·塔塔尔认为这是格林兄弟将目标读者逐渐明确为儿童后,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自然而然做出的选择——毕竟,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的母亲要如何念出童话里亲生母亲杀死女儿的文字呢?增加了基督教说教内容(比如在《无手少女》的终版里,所有给予女主帮助的人都被明确地给予了天使与神的身份,上帝的拯救之恩被一再强调);以语言学家的敏锐和专业,提取并强化了民间文学叙事的结构序列。总之,修订的方向主要是迎合了当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教育观。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用齐普斯的话说,“尽管格林兄弟是政治上的‘自由派’,但他们仍尽量避免出版那些过分激烈向父权体系和君主表达反对与不满的故事”。 以《千种皮》为例,初版中因为父亲要强行娶自己为妻而出逃的公主到了新王宫里被安排住在楼梯下的畜棚里,终版里则删去了“畜棚”字样,改成了“不见日光的小房间”;初版里国王睡觉前总要叫千皮人为他脱靴子,每次她刚脱完一只,国王就把另一只靴子扔到她脑袋上,终版里删去了这一情节;最后描写千皮人被国王识破真实身份时,终版比初版增添了更多对公主美貌和华丽衣着的描述性文字。这样的改动,大大弱化了故事里的阶级冲突,强调了浪漫爱的元素。再如,初版的《强盗新郎》里,女主角为公主身份,到了终版则改成了磨坊老板的女儿,于是最后当人们发现新郎是凶恶屠杀女性的强盗时,初版的由士兵抓获强盗团伙并由国王处以死刑改成了终版的客人们抓住强盗后把他们送到法院接受惩罚——这同样是新兴资产阶级生活内容和道德观的体现。 另外,初版《强盗新郎》中外出归来的强盗们拖进一位老妇人——正好是公主的外婆,他们杀了这位老妇人并砍下她的手指,手指正好滚落在公主腿上,最后成为指认强盗的证据;而在终版里,被拖进来杀死的是一位与女主角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这一笔改动淡化了故事中的仇恨元素,倒是更便于在此基础上对年轻姑娘的行为作出道德训诫(比如不要轻信男人)。初版中,结合救了公主的看房子老妇人(文本暗示她也是被掳来的)、公主外婆和公主三位构成的女性三角,实质上更深刻地影射了女性所承受的性别暴力之悠久、普遍与严重,改动后文本所涉及的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苦难则转变为了一个“只要年轻女性学习自我规约就能免于伤害”的暗示,原有的更牢固的女性同盟事实上是被分化、削弱了。 从上面对初版内容的简述来看,初版故事更多地保存了原始素材中弱势者的反抗内容。弱势者之间彼此合作共同战胜邪恶获得正义的故事尤其受到兄弟俩的偏爱,在首版中可以说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虽然这种精神在后续的版本中延续了下来,但仍然有许多相关的好故事在修订中被回避或排挤掉了。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格林童话的修订体现的是19世纪德国社会现代童年观的确立——儿童被视为有别于成人的独立生命状态,儿童需要接受适当的教育的理念已被普遍接受。格林兄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了筛选并修改文本的选择,他们希望这部童话集成为适宜于儿童的“教育之书”。拟人和对话等修辞的增加,“重复”等叙事结构的强化,暴力与性内容的删减,也确实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儿童受众。或许格林们正是在编写、出版、阅读评论和修订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从普遍受众到真正将儿童确立为目标受众,最为契合他们收集编写故事集的原始动机——将散落遗留在乡间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纯粹天真、滋润人生”的古老故事采集到一处,让其中“总能诚心相待,相互支持”的精神和万物有灵的博爱信念在德国的土地上绵延不绝。他们逐渐深刻地感受到这些特质与天真儿童的心灵最为自然接近,他们说自己“更喜欢星星与被抛弃在森林里的可怜孩子之间的对话”,而前述理想的未来也须由孩子实现。 于是,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他们在1812年初版第一卷序言中所写下的“宣言”:他们要为这个民族的心灵塑造一个“抖落虚假,笨拙者仅凭一颗纯洁的心即使被欺骗或轻视也最终能获得幸福”的空间,一个珍视弱势者的反抗和报偿的以“善良”为基石的童话空间,并且让这些“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大自然的成果”回到孩子们的手中,“就像云彩滋润了大地后回归本源”——我们发现,一切并未离开这一最初的心愿,在删改、保留和添加之间,格林兄弟始终抱持着的属于他们的“童话之心”终于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责任编辑:方晓燕 校对:丁晓
阿娜伊斯·德穆斯蒂埃,杰瑞米·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