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文珏
【关键词】 一个生逢乱世的好人 另一种意大利黑帮故事
若生逢乱世,人如何自保呢?最难的恐怕不是以暴易暴,随黑逐黑,而是在失去规则的世界里,守得住原则受得了罪,在清白的底线前,“逆势”做人。
新片《至暴之年》,讲述了一个标准的意大利中年男人,在纽约的罪恶岁月,经历生活、事业的生生死死。
1981年被称为纽约历史上最暴力一年。这一年,发生了近13万起抢劫案、5500起强奸案,意大利裔黑手党渗透在生意场角角落落,控制多处命脉。街头的枪战,明来明往的“暗杀”,一切靠暴力说话。警察?司法?——fbi都不好使。
影片主人公是个民用油商,亚伯。他头脑清楚,生意做得好,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拿下一处油库吞吐港,成为油商中的老大。黑帮火并的岁月,他想守住自己的原则:做正经生意,挣“清白钱”。
于是片中我们一直在看这个男人受气:油车不断被劫；业务员被人打；押上所有身家买地,银行却在关键时刻撤梯子……忍了,都忍了,即使银幕里隆隆的鼓声越来越密,像一个正直而愤怒的人一样,就要爆发了——可最后枪口一低,这个人还是守住了自己的原则。不杀人,不使坏,不碰法律的底线,不因一时快意让家庭、生意承受违法的风险。
法度缺乏的社会里,坏人吃定好人,狂妄地破坏规则,司法系统看不见。而一旦好人突破底线还击了,想以暴易暴,咦,司法系统迅速运作起来,警车来得比黑帮都快。我们看到的许多电影,都是这个节奏。所有梁山都是被逼的,所有老实人都要憋到爆的。
不过《至暴之年》反其道而行之,不慌不忙,始终引而不发。这个意大利男人的老婆都要扛枪保卫家园了,他还是不让,坚决否定了妻子的黑帮式想法,否定手下年轻人哪怕一时的冲动。他就是要在乱世里做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清白人。佩服,佩服。
枪快顶到脑门子上,谁都觉得窝囊。看这样的电影,人们期待的是什么呢?应该说,我们在期待一个好人的爆发——这是庸常生活赋予电影的特殊权力:快意恩仇。不管多晚,哪怕是影片结尾,还是盼着来上那么一场痛快的私刑,找回公平正义。生活中的憋屈、社会角落里被遗忘的不义,都渴望一场闪闪发亮的翻盘。
但全片始终在压抑中,不疾不徐地进展。奇妙的是,所有压抑并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你了解好人的逻辑,那是大多数人的逻辑,你懂他,就好像你也会那样选择。这一次,我们在电影里意外地找到了生活,看到了生活中的人心。这个意大利男人和我们平行进退,不英雄也不狗熊,看的人不是很憋屈但也不痛快。所有的一切,就是一种理解。
在黑帮浪漫主义喷薄而出之前,观影者心里始终有明镜儿似的横平竖直,俗世伦常。心甘情愿陪他各种忍耐,各种找出路,为了买地的小理想而奋斗,为了四处借债而赌上身家,为一点清白的坚持而忍辱求人。生活、事业、家庭,都吞吞吐吐唯独不能一唱雄鸡天下白。天下依然是黑的,唯有自己留住了黑夜里的一点清白。
在所有黑帮复仇式的电影中,主人公最终会“能我之不能”,立地成神。而《至暴之年》是让主人公立地成人,让他沉默地摸遍门的所有边框横梁,就是没有破门而出。我们和他一起静静地守在门的这一边,想象冲出去的快感,但还是掖了掖风衣领子,抽一支烟,滑坐在门的这一边。
黑帮类型片其实是两种:一种是找痛快的,另一种是找不痛快的。《至暴之年》却在两者之间,悄悄找了个位置——故事,始终在一个接一个不痛快中,用一种不暴力,很艰难,但又明明是对的方式,找了一种淡淡的痛快。不负如来不负卿,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实现了。过程说不上漂亮,但其实难度更高,一切终结后有一种更珍贵,更现实主义的舒坦——好人坚持做好人,清白人坚持走清白路,原来真的可以。
就这样目睹一个有浓烈意大利黑帮血统的男人,当妻儿被威胁,生意被陷害,仍然守身如玉地艰难维持。维持一种风度和人格,也维持一种信仰和价值观。他就像不断被诱惑的唐僧,无数纤纤玉手招徕着快要爆炸的灵魂,但他还是像觉远和尚,受戒,并始终“能持”。电影用一种新方式,为被压抑的人们喘了一口轻松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