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刘荆洪
2004年，我告别了我生活工作学习经历了52年的依山傍水的湖北武汉，来到美丽的海南岛，在海口高校任教。2005年，我去海南文昌参观宋氏祖居，看到了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看到了爱泼斯坦著述的鸿篇巨制传记——《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我无比激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爱泼斯坦的音容笑貌，联想爱泼斯坦和他的夫人黄婉碧1993年春节前夕寄给我的贺年卡，回忆了我采访爱泼斯坦的一幕幕情景。
那是1992年十月的一天，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研讨会，纪念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05.7.19-1972.2.15)，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教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斯诺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三次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斯诺。
这次纪念活动由华中师范大学承办，尹均生教授主持，尹均生教授告诉我说：“斯诺亲密的战友爱泼斯坦来了。”我一听，十分兴奋。爱泼斯坦是闻名世界的著名记者、作家，他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状况》、《西藏的转变》以及30余万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见证中国》等许多反映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闻报道和专著,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爱泼斯坦对中国人民有真挚的感情，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为增进中外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
尹均生教授给我讲述了爱泼斯坦与与斯诺的友谊。1933年末或1934年初，报社将一本名叫《远东战线》的书交给爱泼斯坦，要他写一篇评论发表，书的作者正是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读着读着，被该书的内容和写作风格深深打动了。他打听到斯诺住在北京，就在一个周末乘火车前拜访。那时，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里。爱泼斯坦只有18岁，比斯诺夫妇整整小10岁，但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这种周末的拜访，成了爱泼斯坦天津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内容，许多时候，他会在京津之间的火车上度过。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秘密采访红军，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西北之行是他们之间最热烈的话题。斯诺给爱泼斯坦看了许多他拍回的照片，爱泼斯坦还阅读了《西行漫记》的手稿，《西行漫记》出版后震撼了世界。爱泼斯坦与斯诺密切交往，深受启发，影响了爱泼斯坦的整个人生道路。
1937年，中国爆发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随战局变化，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当年，邓颖超从根据地经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疗肺结核，邓颖超以李太太的身份进城，住在地下党员张小梅家里。不久，斯诺亲自护送她来到已经沦陷了的天津，找到爱泼斯坦协助返回西安。爱泼斯坦安排邓颖超住进一些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买了到烟台的船票，走海路从烟台上岸，安全抵达西安。
1938年4月，爱泼斯坦奔赴如火如荼的前线，他迎着纷飞战火，采访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爱泼斯坦的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在伦敦出版，向世界真实展示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头两年的辉煌战绩。爱泼斯坦与斯诺一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地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敌占区到根据地去。例如，爱泼斯坦住在天津时，斯诺不时来到天津，求助爱泼斯坦，请他协助寻找安全的住处，将革命战士转移出去。
尹均生教授嘱咐我说：“刘荆洪，爱泼斯坦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你如果想采访爱泼斯坦，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你要了解爱泼斯坦的人生经历。”我已经多方了解，爱泼斯坦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马可·波罗路，搬来了一户姓爱泼斯坦的犹太人。这家人人口很简单，一对年轻夫妇，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年才刚刚5岁。他的父亲拉沙尔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母亲松亚是位助产士，自生了儿子小爱泼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务。这一家人虽然人口简单，但迁徙之路却充满艰难困苦。他们原来生活在波兰华沙，因为参加犹太人劳动联盟反抗沙皇的残酷统治，拉沙尔坐过沙皇的监狱，松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拉沙尔被公司派往日本开展太平洋方面的业务。德军逼近华沙，松亚抱着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尔万里寻夫，通过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乘船跨海到达日本。
两年以后，伊斯雷尔7岁时，父母送他进入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在马场道，上学下学很方便。伊斯雷尔的中学时代是在英国人办的文法中学（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学）度过的。小学、中学进行的都是英语教育，这一点他与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国孩子一样。那时，天津的犹太社会有三千人左右，但只有一个孩子在中国的学校里读书。父亲拉沙尔对于中国文化持积极交流的态度，他认为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犹太移民都学会了他新祖国的语言，并为那里的文化做出了贡献，也创造了当地的犹太文化，而在中国的犹太人仍却生活在“欧洲文化废料”中。他曾经措词激烈地说道：“中国人会因为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吗？不会。但在这里长期生活的犹太人会的。他们没有任何当地的生活背景，他们在可能永远生活的土壤上没有任何根基，他们的子女也会如此。”到了哈尔滨，他们仍然没能逃脱沙俄反犹主义的魔掌。那时，沙皇的白俄军队被新生的苏维埃打败，大批逃往哈尔滨，也把排犹的恐怖活动波及到哈尔滨。青天白日之下，一个犹太青年记者在哈尔滨街头被白俄军官追赶射杀；法国犹太族钢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绑架，凶手将他的耳朵割下来送到他有钱的父亲那里勒索赎金。爱泼斯坦一家只得南下，离开哈尔滨来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
伊斯雷尔从小就接受了父母关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亲拉沙尔对中国民众充满同情。那时，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人普遍认为“犹太人等于布尔什维克”。父母经常告诫小伊斯雷尔：“我们犹太人是受歧视的，我们决不能再歧视任何人。”10岁时，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几个外国小孩在殴打一个中国孩子，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帮助那个受欺负的中国孩子。1931年，伊斯雷尔15岁了，长成了一个富有正义感、同情心的翩翩美少年。他中学毕业后便进入京津泰晤士报社当了一名记者。京津泰晤士报馆坐落于现在的解放路，利顺德饭店以北，是一座砖木结构的小楼，地下室作印刷厂，上边是编辑部。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馆人手很少，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
我想采访爱泼斯坦，请尹均生教授介绍我去拜见爱泼斯坦与黄婉碧，热情的尹均生教授当着我的面对爱泼斯坦与黄婉碧说：“刘荆洪记者想采访你们二位。”爱老和夫人黄婉碧用英语交谈了几句，黄婉碧对我说：“我们这次来武汉，事情很多，不打算接受记者采访，尹均生教授介绍你来采访，我们发现，你是一个热情的记者，愿意接受你的采访。”爱泼斯坦与黄婉碧接受了我的采访，我的采访稿件发表在1993年2月16日的《长江日报》黄鹤楼副刊版。题目《爱泼斯坦在武汉》，全文摘要如下：
2012年11月10日，风景宜人的桂子山麓，华中师范大学科学会堂气氛肃穆而又热烈，正举行纪念斯诺的活动，当天晚上，我叩响了华师大专家楼203号房，一个温柔的女中音发问：“有什么事吗？”“我是刘荆洪，刚才尹均生教授介绍我与你们见面了，现在，我想采访爱老。”门吱吱地开了，一位穿米黄色风衣的老人正坐在沙发上，目光亲切地看着我，他的额头突出，像黄铜一样发光，脸色红润，十分精神，他正是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与我交谈起来，时而英语，时而汉语，黄婉碧站在沙发前，时而翻译，时而插话解释。
当晚，在科学会堂举行音乐会，正巧，我随着尹均生教授陪同爱泼斯坦及夫人坐在前排，他们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德国女高音歌唱家唱到得意处，爱老与黄婉碧都笑出声来，笑声是那么地爽朗，透露出爱泼斯坦与黄婉碧的真诚与坦荡，叫人难以忘怀。记得第二天吃晚饭时，我和爱泼斯坦、黄婉碧同桌，我们之间的交谈越发融洽了，为人谦逊和蔼的爱泼斯坦先生与热情的黄婉碧女士，还一个劲地提醒我挟菜吃。席间，尹均生教授悄声对我说：“爱泼斯坦很重感情，他的夫人邱茉莉病故后，他一直很悲痛，是黄婉碧给他带来了慰籍和温暖。”
爱泼斯坦1919年生于波兰，两年后，随其父母踏上中国大地，以后，他冒着战火到阵地前沿，用笔描绘着大写的中国人，向世界反映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他钻进延安的窑洞，刻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伟大人物的形象，他有着战士的非凡勇气，历经大半个世纪，足迹遍及中华的山山水水。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他热爱长江，热爱黄河，热爱中国。采访爱泼斯坦时，我曾经问他：“你认为武汉怎样？”他说：“武汉是个大城市，有山有水，很美。”爱泼斯坦曾多次到武汉，这次他和夫人到武汉参加斯诺纪念活动，还有一个愿望，想到汉口去看一看黄婉碧的姐姐。华师大为爱泼斯坦两老安排了小车，爱泼斯坦对我提起此事，还连连称谢。
我问：“黄婉碧老师，据我了解，宋庆龄生前，有许多人打算为她树碑立传，宋庆龄一一谢绝了，她却授权给爱泼斯坦先生。”黄婉碧对我说：“是的，宋庆龄很信任爱泼斯坦，她说：‘我只请艾培（爱因斯坦的中国名字）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宋庆龄还称艾培为‘最信任的朋友。’”
黄婉碧介绍说，1938年9月，爱泼斯坦在广州爱国游行队伍中，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之邀参加了她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这是宋庆龄邀请部分中外著名人士建立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主要从事战时的医疗救济工作和国际传播。爱泼斯坦在保盟中央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我终于明白了，宋庆龄生前为什么谢绝许多人为她立传的请求，而独将立传之事授权于爱泼斯坦。爱泼斯坦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经历，是宋庆龄最信赖的朋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