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刘少奇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曾经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为国家主席，从此之后，他以更加忘我的实干精神，投入了对新中国事业的建设之中。对此，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吴振英、刘振德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被少奇同志忘我工作精神感染的相处时光之中，他们留下了一些少奇同志感人至深的记忆片段。
刘少奇嘱咐吴振英、刘振德等机要秘书：我这里没有节假日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只是一间不过20平方米的小房间，这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对沙发、一张藤椅还有几个文件柜，而他的卧室布置更是简单，只有床和两条凳子。在刚刚搬到这里的时候，刘少奇还请机要秘书向有关部门建议，将自己办公室门前的防滑地毯换成了便宜的橡胶垫，他笑呵呵地说道：“这个多好啊，又便宜又实用。”就是在这间小办公室之中，刘少奇和他的机要秘书们度过了十几年的工作生活。
吴振英等人还清楚地记得，少奇同志在第一次找新的机要秘书谈话时，总要事先告知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在我这里当机要秘书可是很辛苦的，我这里没有节假日，就算是过年放假你们也得照常工作，给我送文件。”虽然刘少奇的口气并非强制，只是商量的口气，但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在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就全都了解并且认真地这样去做了。
在吴振英的回忆之中，即使在春节、元旦或者其他节假日，少奇同志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年365天，他除了去见外宾、开会调查或者要和其他同志出去观看节目之外，几乎很少走出过自己的办公室，总是忘我地投入工作之中。有的时候，机要秘书们一起商议，想要请他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但就连这种事情也要事先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同志商议，然后大家才好一起去动员他，希望能够帮他调剂一下紧张的工作情绪。
那么是少奇同志不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电影吗？实在是他觉得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太重要了，每次他总是推辞：“我总不能放下还没有干完的工作去看电影嘛。”可是，他的工作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每天，刘少奇同志都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唯一能够锻炼身体的闲暇时光，便是他睡觉之前出去散步的几十分钟。但就是在这段宝贵的散步时间之中，他也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休息，因为这正是机要秘书们找他报告请示的宝贵时间。
刚一开始，机要秘书们都很不习惯在少奇同志吃饭或者睡觉的时间之中汇报工作，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时候少奇同志已经很累了，还打扰他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可是刘少奇却严肃地对他们说道：“这段时间可以请示汇报。”结果时间一长，刘少奇散步时间听机要秘书们汇报工作已经成为了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了。
望着少奇同志为党和国家如此忘我的日夜操劳，吴振英、刘振德等机要秘书们深深地感觉到，在他的心中只有工作，其他的事情都占不到任何位置，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在刘少奇的感染之下，他们也开始学习这样的忘我精神，配合他通宵达旦的工作。当然工作十几年，没有节假日，工作和家庭之中也并非没有矛盾，但大家都感觉到十分幸福，因为他们是在帮助少奇同志为党和国家建设新中国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啊！
刘少奇的忘我实干精神：1961年视察东北大小兴安岭林业发展的日日夜夜
虽然刘少奇在中南海办公室的时间最多，但一个伟大的实干革命家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有的时候，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地方视察也是家常便饭的事情。1961年夏，为了新中国的林业发展能够“更上一层楼”，刘少奇带着机要秘书们前往东北大小兴安岭林区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考察工作。
东北山区的夏天，虽然没有寒冬时分的暴雪降临，但忽如其来的雷阵雨天气却时常降临，天气环境并不稳定。更令人感到艰苦的是，山区特有的蚊子也很厉害，它们平时不怎么见人，因此主要靠喝树汁生存，因此练就了一副“铁嘴”，竟然能够穿透人的衣服吸血。此时，少奇同志已经年过花甲，但在一个多月的视察过程之中却依然和大家一样，手里拿着一根树枝驱赶蚊子，他精神饱满地克服了种种困难，走遍了大小兴安岭的每片土地。在他的脑海之中，森林之中的风雨、蚊虫他都不在乎，他唯一在乎的是如何能够尽快摸清楚新中国森林资源的具体开发和保护情况。
在这次长达一个多月的视察过程之中，刘少奇同志为了不麻烦地方上的同志招待自己，他的吃住都是在自己的专列上进行的。每天一大早，他都带着林区负责人、当地伐木工和专家们，深入森林之中进行考察，林中土地泥泞湿滑，年逾花甲的少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一边观察，一面向大家询问有关兴安岭的造林、育林和木材砍伐情况。
这次视察之中，刘少奇发现，兴安岭地区的有些林区采伐树木不合理，有些大树砍伐的时候伤及了不少小树，他就觉得这样做十分浪费：“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的林业资源进行了掠夺性地采伐，对中国东北的林业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导致现在我们新中国林业资源不发达。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狠抓这个问题，要不然砍不了多少年，我们的森林资源就要枯竭了，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吗？在采伐树木的同时，我们还要做好造林和育林的有机统一，两者之间是统一又矛盾的。现在有些同志，不安心工作，将林业工作说成是‘管木头的’。要知道，就算把木头管好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视察结束之后，一些林区负责人提出，要取消给伐木工人喝酒的工作制度，刘少奇亲自参观了伐木工人的工作环境之后回答说：“伐木工人喝酒这项制度不能取消。在这里工作，湿气很大，冬天条件很冷，应该喝酒驱寒，在这里工作和在办公室工作是不一样的，应该继续保持这项制度。”
在林区视察的日子之中，刘少奇白天要带着大家进山调查问题，晚上还要回到火车上分析整理问题，有的时候还要一起制定林业发展措施，十分辛苦，很少休息。考虑到少奇同志视察实在十分辛苦，地方同志们想要调剂一下他的生活，于是他们希望可以安排少奇同志前往一些旅游景点进行休息放松。有一次，地方同志们事先都已经订好了旅游景点，可少奇同志还是一头扎入了大山之中：“我们这次来是来调查林园资源的，不是来休闲旅游的。”
就这样，一个月的考察很快就在这样辛勤地劳动之中结束了。临走之前，刘少奇对林业问题向地方上的有关同志们提出了很多建议，并且还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10年之后，你们给我写一份报告，就能够看出这些建议所发展出的成果了。”地方上的同志们被刘少奇这种忘我实干的精神深深的感染了，纷纷表示一定会在十年之后拿出一份满意的报告。但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少奇同志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
刘少奇的认真负责精神：追踪1957年湖南耕牛残害案
除了忘我实干的工作精神之外，刘少奇在日常工作之中还处处表现出对人民群众的高度负责精神，对于一些冤假错案，不管事情有多小，他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弄清真相誓不罢休。
1961年的一天，刘少奇同志正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工作，在他嘱咐一位机要秘书去办公室拿文件的时候，他忽然冷不丁地问了秘书一个奇怪的问题：“牛是反刍动物吗？”
恰好，这位秘书小时候在农村放过牛，知道牛的身体构造，于是他就立刻回答说：“是。”
“好了，没什么别的事情，你去忙吧。”刘少奇挥挥手。
这位秘书走出刘少奇的办公室之后，心中就在想：少奇同志平时很少向周围工作人员问问题，今天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奇怪的问题呢？后来经过一番打听之后，这位秘书才了解到，原来当时刘少奇当时正在重新审阅湖南省递交上来的一个有关残害耕牛的案件。
1961年春，刘少奇同志来到湖南省长沙县天华大队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发现当地一位曾经担任耕牛饲养员的一位贫农村民，对当地大队领导说他和自己的父亲杀害了公社的一头耕牛的事情表示不服，向刘少奇诉冤。对此，刘少奇亲自过问了这起案件，大队干部解释：1957年，这位饲养员所养的一头牛忽然死掉了，在对牛的尸体进行解剖时，他们发现在牛的肺部有一根长达三寸左右的铁丝。
当时，少奇同志就好奇地问：“那么铁丝是怎么进入牛的身体之中的呢？”
大队干部就说：“是饲养员蓄意杀牛，将铁丝从牛脖子之中钉入的。”
刘少奇对于这起耕牛离奇死亡案表示怀疑，于是当即嘱咐湖南省公安厅的同志们立刻重新对这一案件进行彻底调查。
回到北京不久之后，少奇同志就收到了湖南省公安厅的调查报告。在调查报告之中，湖南省公安厅这样还原了案件的真相：
原来，这头耕牛原本是长沙县清田大队的，这个大队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淘气就用青草包裹着一根铁丝喂了牛。这头牛吃了之后，就逐渐开始生病，当地有经验的兽医看了之后认为：“这是牛吃下铁丝之后出现的症状。”为了避免出现麻烦，当地大队就将这头牛卖了出去，几经辗转之后，这头牛被天华大队买下，交给饲养员管理，结果几个月之后，牛就死亡了。
调查报告中称：经过认真调查，牛的肺部确实有一根铁丝，但铁丝的两端呈圆形，这说明铁丝是从牛嘴之中进入，然后牛在反刍的过程之中，这根铁丝穿过了牛的胃壁和隔膜，最后刺入牛肺之中导致耕牛死亡，而不是直接从牛脖子之中插入气管导致耕牛死亡。就这样，“残害耕牛案”的真相终于真相大白，饲养员的冤情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从这件小事之中，刘少奇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的新中国公安部门，在调查案件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于是他当即在湖南省公安厅的报告上做出了详细的批示：
“……牛是反刍动物，铁钉、铁丝混在草料之中，牛是吃下去的；牛在吃草的时候，很有可能不小心将铁丝等异物吃进去，也有可能是饲养员一时不小心在饲料之中混入铁钉，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是破坏分子故意将铁丝放进去的。从牛的胃部发现铁钉、铁丝，有些是破坏案件，但并非都是破坏案件，更不能直接认定牛的管理员就是耕牛的破坏者，你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搞好前期调查研究，注重实事求是、科学办案的手段，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查结论。”
刘少奇的平等待人精神：工作人员一律称“同志”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少奇同志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后来又先后担任了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职务，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却从来都没有称呼过他的官职。对此，刘少奇曾经叮嘱过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可以称呼职务，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是周总理，第三个是朱总司令。大家都称呼他们这样，都习惯了，所以不用改，但对于其他人，不论职务有多高，都应该一律称呼为‘同志’。”
刘少奇坚持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过去，党中央曾经规定，党内职务不论高低，一律称“同志”，对于这一点，他向来十分支持。刚到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一开始喊“少奇同志”还不是很习惯，但时间一长，大家这才觉得，称呼“少奇同志”才是最温暖、最贴切的一种称呼。
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来有一次，杨俊同志找刘少奇汇报工作，结果连喊三声“委员长”，刘少奇才有些不高兴地抬头看着他：“你怎么突然这么叫，你没感到很别扭吗？”
这句话让杨俊顿时感到满脸通红，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还是王光美过来打了一个圆场：“你怎么叫他这个呀？委员长这个称号是对外的，在这里你还是叫‘少奇同志’吧！这样叫着多顺口啊。”刘少奇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呢？这个称呼不仅仅是形式问题，更是体现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更是体现了干部之间的平等关系。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对人称职务的话，总要带上什么“长”，总会感觉到有些隔阂，但是一旦称同志的话，两人之间的地位差距就会瞬间消失了。因此，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不仅彼此称同志，见到其他同志也养成了称“同志”的习惯，由于互相都称“同志”，因此彼此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工作效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刘少奇的刻苦学习精神：将休息的时间用来读书
毛主席曾经开玩笑地对刘少奇同志说过这样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刘少奇听到这句话之后立刻幽默地回答说：“一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可见，少奇同志对自己的学习抓得是很紧的，这不仅仅是毛主席的期望，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
在机要秘书们看来，刘少奇同志的书架之上除了摆满共产主义书籍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尽管每天刘少奇工作很忙，但每天的报纸、参考资料他都要认真地看完，就算有的时候工作忙起来要连轴转，他也要坚持每天读书，从来不曾间断过自己的学习。
由于工作繁忙，刘少奇同志通常没有一段完整的时间用来学习，不过有一种特殊情况除外，那就是他被安排休息的时候。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有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他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得已要去休息的时候，就要将一些文件和资料随身携带进行学习。后来，保健医生不得不做了强制规定：他休息的时候必须离开家门，并且不能携带任何资料和书本。对这个规定，刘少奇也不想让保健医生们感到为难，因此只能把中央安排的集中休息当成学习的好机会。
1951年，刘少奇同志由于工作十分劳累，身体状况一度很糟糕。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十分关心，特地批准他前往杭州休假。可临行之前，他其他东西都不带，只是把几本厚重的《中国通史》塞入了自己的公文包之中。来到杭州之后，杭州西湖的美丽景色和周围的名胜古迹并没有吸引他的目光，他只是每天花十多个小时的时间研读《中国通史》。
后来，刘少奇同志在革命斗争之中落下的肺部越来越严重，中央决定批准他1959年冬前往海南岛休养一段时间。这次来到海南岛，他带着《政治经济学》特地前往海南进行学习，为了弄懂其中所讲的知识，他还专门带上了两位经济学专家薛暮桥和王学文两人一同前行。
11月10日，少奇同志在海南岛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大会，组织身边的机要秘书、警卫以及广东省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的学术讨论。学习讨论会开始之后，刘少奇对大家说道：
“今天的学习，我首先发表四点建议：其一，我们的学习会采用座谈方式，会上可以自由讨论；其二，这次的学习讨论会上，不分上下级，我们不要有什么拘束；其三，我们这里讲的话，不要到处去讲，讲错了自己负责；其四，如果同志们对《政治经济学》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请教薛、王两位老师。”
在当时，少奇同志已经是国家主席，一位国家元首能够和他身边的同志们能够如此融洽地在一起学习政治理论知识，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都是少有的。在一次召开座谈会的时候，有同志提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共同的规律，刘少奇就插话说：“不过我们要知道，有些部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搞了一套制度：科长要发什么凳子、什么床，部长要发什么凳子、什么床，我看这些制度是非常不好的。”
结果，这一个月的休假，又变成了刘少奇的学习时光，除了偶尔去海滩沐浴之外，很少出去参观和旅游，结果他的休息疗养又成为了“名不符实”，不过却在政治经济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