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2022年5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一份内部文件泄露后，支持和反对堕胎权的民众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外集会。 （新华社/图）
一则新闻报道发布短短几分钟后，位于华盛顿东北区的美国最高法院门前迅速设起了路障。
2022年5月2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politico）发布消息称，最高法院正准备推翻1973年确立宪法保障妇女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一场围绕堕胎权的百年争议再度爆发。
“我的身体，我做主！”5月14日，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城市至少有400支集会游行队伍走上街头。
大批反堕胎人士则聚集在各大城市的人流诊所门前，他们手中举着一张张婴儿蹒跚学步的大幅照片并写道：“我还没有出生就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
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堕胎合法性争议也日渐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另一个炽热的政治战场。
泄密
“泄密事件严重背叛了最高法院的信任。”美国最高法院由1名首席大法官和8名大法官组成，当天，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斯（john roberts）也证实了《政客》的报道。
遭泄密的“罗诉韦德案”修正意见草案厚达67页，《政客》称已获得多数大法官的支持。草案撰写于2022年2月，撰写者为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
“罗诉韦德案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塞缪尔·阿利托写道，并主张将堕胎限制的问题交还给各州立法机构。
72岁的塞缪尔·阿利托曾是新泽西州的律师和法官。2005年10月，他受到共和党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提名，并在次年1月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阿利托被认为是美国最高法院最保守的法官之一。他反对堕胎权，并多次批评同性婚姻，还曾公开表示新冠防疫措施是对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威胁。前总统小布什称赞其“博学、公正和秉持原则”。
“如果案件涉及雇主和雇员双方而最高法院没有给出明确的指示，阿利托法官将作出有利于雇主的裁决……他始终站在强者的立场上对抗弱者。”前总统奥巴马则揶揄道。
阿利托大法官撰写的草案，可能已获得多数保守派大法官的支持。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3人来自民主党总统的提名。据《政客》报道，他们“正在研究不同的意见”。
其余6名大法官皆由共和党总统提名。其中，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等4名保守派大法官跟阿利托的反堕胎立场一致，只有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斯没有明确表明立场。
“推翻罗诉韦德案未必是密西西比州堕胎权争议的最终解决方案。”约翰·罗伯斯还公开谴责草案遭泄密。
2022年7月，大法官任期结束前，最高法院可能正式公布是否推翻“罗诉韦德案”确立的堕胎权。在美国历史上，“罗诉韦德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裁决为美国堕胎合法化铺平了道路。
“罗诉韦德案”的原告化名珍妮·罗（jane roe）。16岁时，珍妮结婚，但很快又离婚，曾怀孕3次，3个孩子有3个不同的生父。
不仅长期沉迷于酒精和毒品，珍妮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她的3个孩子有两个被他人领养，长女由珍妮的母亲代养。
1969年初，珍妮意外怀孕，她决定堕胎。但得克萨斯州当时的法律规定，仅有在被性侵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合法堕胎。于是，她声称多次遭到一名亲戚的强奸。
珍妮试图前往地下诊所堕胎。但她发现，地下诊所早已被警察查封。1970年，在一家争取堕胎权的社会组织的帮助下，她聘请律师起诉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县的司法长官亨利·韦德（henry wade），指控当地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女性“隐私权”。
三年后，“罗诉韦德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后者以7票同意、2票否决的判定结果，认定妇女的堕胎权应该受到宪法保护。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4日，大批示威者聚集在洛杉矶市中心要求尊重妇女的堕胎权。 （人民视觉/图）
从“罗诉韦德案”判例到“心跳禁令”
这宗标志性的判例，成为各州放宽堕胎限制的法律基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珍妮·罗才公开她的真名为诺玛·麦考维（norma mccorvey），并透露当年并没有遭到强奸，“只是希望加快案件审理，让我可以尽快堕胎。”
她又一次站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支持者称赞其为“正义的斗士”，反堕胎者则称其为“婴儿杀手”。诺玛还声称寓所遭到枪击，多次收到死亡威胁。
诺玛是一名双性恋者。后来，一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同性伴侣指责诺玛“撒谎成性”，她没有遭到枪击威胁。
“自1973年开始，堕胎至少杀害了5000万名无辜的婴儿，给那些父母及家庭留下烙印。”进入新世纪，已临暮年的诺玛却在堕胎问题上改弦更张。
从支持堕胎到反对堕胎，诺玛还试图推翻当年她自己取得胜诉的判决。诺玛不仅频繁出现在反堕胎电视广告中，她还出席国会听证会，公开指责时任总统奥巴马“杀死婴儿”。
据美国天主教社团“保护生命运动”（pro-life）统计，自1973年“罗诉韦德案”以来，全美每年有近1500万人堕胎，大约占每年怀孕妇女总数的五分之一。
堕胎还加重了财政负担。仅1975年，美国联邦政府就花费了4500万美元，用于补助至少30万名妇女堕胎。
“罗诉韦德案”宣判后，反堕胎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它们通过辩论、集会、游行示威等合法形式，敦促国会和州议会立法限制堕胎，并限制用公款补助穷人堕胎。
反堕胎运动越来越呈现暴力化特征。从1977年起，全国堕胎联合会（naf）开始统计针对堕胎诊所和医护人员的恶意行为：1977年至1983年，全美共发生149起堕胎诊所受暴力冲击事件。1993年，该数字激增到434起，其中，谋杀、纵火、爆炸等极端暴力事件为43起。
“很多医生都被迫放弃了人流手术。”57岁的乔治（george）是堪萨斯州一家医疗诊所的医生。
他对南方周末描述，反堕胎分子时常跑到他的私人诊所附近散发传单，并向邻居诋毁他“杀婴儿”，还威胁要送他“去地狱”。
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又一次将反堕胎问题引入美国大选。据乔治观察，从那一年开始，全美各地的堕胎诊所遭遇的非法闯入、盗窃、破坏案明显增多，工作人员被盯梢、遭袭击的现象也更加频繁。
特朗普任职总统的四年间，受到共和党及天主教支持的反堕胎运动也在立法层面高歌猛进。2018年5月，密西西比州议会提出，怀孕15周后禁止堕胎，包括因强奸或乱伦导致的堕胎。在俄克拉荷马州，类似的禁令已得到议会通过。
这被认为是否决“罗诉韦德案”判例的重要一步。2021年，美国各州出台了近600项堕胎限制措施，其中90项成为法律，包括减少堕胎财政资金、限制跨州堕胎手术等。
一项被俗称为“心跳禁令”的限制措施更是广为流行，即一旦检测到胎儿心跳就可以禁止堕胎。乔治说，这可能早于妊娠6周之内，许多女性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怀孕。
2022年5月，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法者正在推进一项法案，反对堕胎者还试图让“所有未出生的胎儿从受精那一刻起就享有生命权”，并将堕胎列为谋杀罪。
“大倒退”？
各州的堕胎政策不同，导致“州际云游妇科大夫”盛行。在民主党占主流的加利福尼亚州，堕胎政策相对宽松，前来堕胎的妇女还会受到当地堕胎组织的帮助。
不过，美国最高法院如果推翻“罗诉韦德案”，堕胎问题将回到1973年以前的状态，各州可自行决定禁止或允许堕胎。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届时将有22个州会追随最高法院将堕胎定为非法。
“那太糟糕了，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妇女可能要穿梭一千多公里才能找到一个堕胎诊所。”堪萨斯州一家医疗诊所的医生乔治说。
“门窗要紧固，安装监控设备，还要雇用安保人员。”乔治抱怨说，堕胎手术的利润率很低，诊所还要支付昂贵的安保费用，这导致堕胎诊所陆续破产。
仅在路易斯安那州，上世纪80年代，该州有11家堕胎诊所，如今已减少到3家。乔治还担心，如果22个禁止堕胎州的妇女养不起孩子，很可能以市场价两三万美元的价格卖掉。
单亲母亲、年轻母亲、少数族裔母亲，是堕胎者群体的典型特征。如果全面限制堕胎，她们首当其冲。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61%的堕胎者来自少数族裔，二十多岁的女性超过堕胎总数的六成。
堕胎费用通常为500美元左右。在路易斯安那州等地，法律还规定咨询问诊和手术之间至少有24小时间隔，很多孕妇还要承担交通、住宿等额外开支。
“如果妇女掌握自己的堕胎权，将有利于个人、家庭和社会。”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稍早前表态说，美国一些州禁止堕胎将是包括性权利和生殖权利在内的妇女权利方面的“大倒退”。
大约在19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的堕胎法开始沿用英国的习惯法，陆续将堕胎列为重罪。1803年,英国通过《妇女流产法》(misscarriage of woman act)，“胎动前堕胎为重罪,胎动后堕胎为死罪”也陆续被引入美国各州。到了1900年左右，除肯塔基州之外，大部分州都禁止堕胎。
反对堕胎的阵营主要以天主教徒、新教右翼人士以及主张维护传统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者为主。他们主张：生命开始于受孕那一刻。
“在每个人的生命权从受精的那一刻起得到法律保护之前，我们不会有真正的正义。”反对堕胎权的社会组织“正在行动”（live action）创始人莱拉·罗斯（lila rose）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支持堕胎的阵营则以女权主义者、自由派人士为主，他们强调“隐私权”“选择权”。他们认为：怀孕妇女的权利重于胎儿的任何一种权利，禁止堕胎并不能使妇女停止堕胎，反而会推升堕胎死亡率。
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确认堕胎合法化之前，不想要孩子的怀孕妇女只能寻求非法的、危及生命的、不安全的堕胎，这反而导致堕胎死亡率的上升。
全国堕胎法改革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repeal of abortion laws）的一项统计也表明，在上世纪60年代，全美每年约有5万名育龄妇女死亡。其中，自行堕胎、非法诊所堕胎的致死者超过1万,占育龄妇女死亡人数的20%。
自堕胎合法化以来，妇女死于堕胎的人数大幅度降低。1981年，妇女堕胎死亡率已由1973年以前的20%降至万分之五。堕胎支持者因此认为，堕胎只有合法化才能带来更多生命安全。
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3人来自民主党总统提名，其余6名大法官皆由共和党总统提名。图为美国白宫于2022年4月8日举行活动，庆祝凯坦吉·布朗·杰克逊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新华社/图）
“不要将最高法院政治化”
三百多年来，堕胎合法化问题一直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角逐的焦点之一，逐渐被民主党和共和党捕捉。
1973年“罗诉韦德案”裁定堕胎合法化的时候，堕胎问题还没有被共和党政治化利用，反堕胎者主要来自宗教保守势力。1977年，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后，取消了只收白人教徒学生的教会学校的免税权，开始在移民、种族等问题上向共和党发力。
不久，共和党则将反堕胎作为筹码进行反击。1980年，共和党人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在竞选总统时就许诺将提名反堕胎法律人士担任联邦法官。而在反堕胎问题尚未被共和党高度政治化的1967年，时任加州州长里根还签署法令放宽堕胎禁令。
“反堕胎议题的政治凝聚力远远超过堕胎本身，那些反堕胎的人往往有着相似的文化和政治取向，尤其在种族、社会福利、控枪、移民以及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存在共识。”乔治认为。
因此，共和党倾向于反对堕胎权,民主党倾向于支持堕胎权。近年来，美国社会日渐“右转”，导致不少州法院重启禁止堕胎的法令。
2017年，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第一年，至少19个州通过了63条针对堕胎的限制性法规，还有29个州因为对堕胎权不友好而被生育权研究机构guttmacher列为“敌视堕胎州”。
如今，美国最高法院正准备推翻1973年确立宪法保障妇女堕胎权的草案泄露后，又一次引发支持和反对堕胎两大阵营的抗议，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角逐的议题。
距离中期选举仅6个月之际，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罗诉韦德案”可能被废除的消息泄露后，大批抗议者和支持者都走上街头，支持堕胎者站在最高法院前高呼民主党总统拜登表态。
“如果罗诉韦德案遭推翻，将影响女性终止妊娠的权利，这是妇女的基本权利。”2022年5月3日，拜登公开表态将捍卫堕胎权。
民主党关注草案涉及的堕胎权本身，而共和党更聚焦草案如何泄露。最高法院的修正案草稿酝酿过程一直高度机密，泄密案被《华盛顿邮报》称为“史无前例”。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激进派正在进行的欺凌和恐吓联邦法官，并以暴民统治代替法治的又一次升级行动。”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诺（mitch mcconnell）认为，“令人震惊的泄密案是对最高法院独立性的攻击。”
共和党籍的得州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也认为，泄密案是“对法院正在进行的方向不满的人”企图对大法官施压，以改变判决结果。
但英国《卫报》分析说，泄密者也可能来自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他们希望赞成此意见的大法官们名单能够被公开出来，以防他们最终改变立场。”
在很多美国人眼中，庄严的联邦最高法院是一座神圣的殿堂，端坐其中的大法官就是公正的化身。但英国广播公司（bbc）文章认为，共和党可能正利用堕胎等问题充实自身的权力布局。
近年来，大法官提名和任命的“法斗剧”却撕裂了社会的信任。在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麦康诺在参议院千方百计阻挠奥巴马提名最高法院法官。此后，麦康诺还与特朗普联手，在其任职四年前，成功向最高法院推送三名保守派大法官。
最高法院的人事布局，被认为有利于共和党在联邦和各州推进反堕胎、反控枪、反移民、反环保、降低取消社会福利等政策。
但美国最高法院一直追求公正、标榜政治中立、强调不偏不倚。近年来，它却越来越难以在政治极化的年代独善其身。
2021年12月，在关于堕胎权纠纷的“密西西比案”听证会上，民主党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也发出警告，“不要将最高法院政治化”。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梁晴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