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电影始终围绕一个终极哲学问题展开：我是谁？我是女儿、我是母亲、我是情人、我是国民、我是族裔，然后我才确定—我是我。
电影的剧情很简单：“北漂”小说家斯丁戈到纽约闯荡，认识了同为房客的一对情侣苏菲和内森，并和他们成为挚友。随着关系的深入，他逐渐了解到这对情侣各自背后悲情的故事。波兰人苏菲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家人均被纳粹杀害；犹太人内森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一心寻找纳粹复仇。
一般来说，对苦难的言说会建构苦难者的自我认同。但作为集中营幸存者的苏菲，她的特殊处境和经历在于她自认为不是完全的无辜者。
在她的苦难和仇恨背后，隐藏着一块并不无辜的伤疤：她是遭到纳粹迫害的波兰人，她的父亲既是受害者，又是历史的罪人。她同情犹太人，但那篇藏在鞋底的反犹文章又时刻提醒着自己的“罪恶”；当她谴责纳粹时，令她又爱又怕的父亲的形象总是将她的情感复杂化、模糊化，令她的仇恨陷入灰色，失去了黑与白的明晰。
这使她无法像其他幸存者那样，通过对恶行的历史性归罪来安抚自己的记忆和亲人的亡灵，更无法通过对苦难的言说来构建一种灾难见证者的自我认同。
电影以一种象征的手法，表现了一个纳粹主义的受难群体—波兰人，在面对另一个受难更严重的群体—犹太人时的沉重精神负担和赎罪意愿；同时也表现了一个身份迷失者深刻的痛苦与挣扎。
我会从苏菲的女儿身份、母亲身份、情人身份遭遇的三个认知困境，来分析苏菲自我认同迷失的原因，以及这种自我认同迷失带给我们的警醒。
苏菲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作为女儿的她认为自己是施害者；但是作为极端纳粹主义者的女儿，她认为自己也是犹太人苦难的协助制造者。
①作为女儿，苏菲对父亲的死亡充满了罪恶感
苏菲对父亲的情感很复杂，小的时候她认为父亲“是一个伟大的好人”，长大却对父亲“有难以言表的痛恨”。父亲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知识分子，生前曾发表过用“灭绝”方法解决波兰犹太人问题的演讲。苏菲并不赞同父亲的反犹立场，在打印演讲稿时候打错了许多字，父亲后来被德国人杀害，苏菲认为就是这篇打错字的演讲稿导致。
苏菲用谎言塑造了一个内心期待的父亲形象：我父亲是法律教授，警告波兰人当心纳粹党的威胁，并努力帮助被迫害的犹太人；他是生于不文明时代的文明人，而最先死的都是文明人……；那些可怕的纳粹党还活着，而我父亲这种想要帮助犹太人的好人却遇害了！
在我看来，苏菲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也是基于父亲对她的教育和培养，而自己的失误却导致父亲的死亡，苏菲对此是愧疚的，所以她认为自己是父亲的施害者。她为自己辩解说是匆匆忙忙不小心打错了父亲的演讲稿，是在试图减轻对父亲之死的罪责。
父亲因反犹宣传册而出名，甚至主张犹太学生和波兰学生分席而坐，苏菲深深同情犹太人，对父亲的反犹思想的不认同让她“错打”了那份演讲稿，当父亲因为错念演讲稿当着所有人大骂她“猪脑子”，她想的是“对，可是犹太人呢？”
这是一份令她深恶痛绝又难以启齿的演讲稿，因为生存的困境又让她不得不把反犹思想作为护身符。在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当晚她请求施密特医生放了自己，理由就是“我父亲是你们的支持者，我也是”。她偷偷地把父亲的演讲稿藏在了鞋子里，并告诉党卫军司令鲁道夫?赫斯这是自己帮父亲写的。
如此尴尬的处境，即使苏菲明明是受害者，也对命运比自己更加悲惨的犹太人充满了负罪感。
用牺牲女儿的方式最终也没能挽回儿子活下来的命运，让苏菲无力再选择未来的生活。
①作为母亲，对儿女的罪恶感
苏菲在演讲稿事件以后失去了父亲和丈夫的信任，她和反纳粹的约瑟夫成了情人关系。约瑟夫的姐姐请苏菲帮忙翻译涉及“生命之泉”计划的盖世太保文件。根据这些文件德国人把他们认为具有雅利安种族特征的波兰儿童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往德国当作德国人抚养，但到了某个阶段又认定这些儿童从人种上来说不合适然后再抛弃掉。苏菲以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危险拒绝了，约瑟夫的姐姐告诉她：下次就轮到你的孩子了。
苏菲没有想到那么快轮到了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施密特医生强迫她在一双儿女中选择一个生存的机会，苏菲把女儿交给了德国人。在那样一个瞬间决定放弃女儿，眼睁睁看着女儿被送往毒气室，这对一个母亲的“母亲”身份的摧毁几乎是毁灭性的。更悲惨的是牺牲了女儿也没能救回儿子，儿子也死在了集中营里。
苏菲的良知认同在如此残酷的选择中遭到了毁灭，从此她的生命便只是沿着枯叶的经脉绝望地游走了。
苏菲放弃斯丁戈纯真热烈的爱情，是因为她认为“由我当你子女的母亲对他们不公平”。她给斯丁戈留下的信中写道：你是这么美好的爱人，原谅我不辞而别。
苏菲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爱情、更不配再做母亲。集中营的罪恶就在于它让活着的人耻于生而为人 ，肉体的疼痛，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以修复，可是儿女的死亡，让苏菲不能再追求美好、也不愿追求美好、更不敢追求美好。活着本身都是对儿女的愧疚，如果再美好的活着，就是对儿女的背叛。
斯丁戈最后听苏菲说出真相时打不开窗户的镜头，其实已经暗示他无力拯救活在沉痛自责的心灵牢狱里的苏菲。
内森是在以犹太人受害者的身份找苏菲复仇，在他的心里，波兰人是有罪的、天主教徒是有罪的、集中营的幸存者是有罪的。
①身为波兰人，对犹太人的罪恶感
苏菲对内森有一句口头禅：“你原谅我吗？”这是她对犹太人的心灵忏悔，这个自我归罪让仇恨纳粹的内森肆无忌惮地折磨苏菲。
内森歇斯底里地质问苏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数百万名冤魂也想知道答案，告诉我苏菲，波兰也是举世闻名的反犹太主义国家，是不是相似的反犹太主义引领了你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一路帮助你、保护你，让你变成了屈指可数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而数百万人却死了，告诉我为什么，请你解释，为什么你得以存活？"
战后整个犹太世界认为波兰在大屠杀中至少有“冷漠旁观”的一面，苏菲因此更加认为自己难辞其咎：她不但是波兰反犹主义者的女儿，她还曾经藏着那篇反犹演讲稿随时争取活命。
苏菲心甘情愿地接受内森的指控，甚至她活下去的理由都是“内森让我为他生存”。所以她必须回到内森身边，因为“我醒来时，想起内森就觉得十分难过，觉得绝望，我是指我充满了内疚感和死亡的念头，它像冰在我血液中流动一样，所以我必须不惜一切重回内森身旁。”
她选择内森作为伴侣，是以施害者的身份向代表犹太人的内森赎罪。
内森控诉苏菲：“你那可爱的小脑袋瓜，想出了什么花招，让你得以呼吸波兰的清新空气，而多数在奥斯维辛的人却要吸入毒气慢慢死去。”内森朝苏菲大喊：“你背地里出卖我，愿你永坠地狱。”
每次在内森发病时苏菲都要说“这都是你的想象”来抚慰他，但正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妄想，道出了苏菲得以存活的实情。
许多集中营的幸存者终生对自己的幸存耿耿于怀。纳粹在集中营用囚犯来管理囚犯，囚犯们为了活下去只能选择成为帮凶，折磨甚至残杀自己的同胞来交纳“投名状”。自己活着，代价也许是另一个人死去，是篡夺另一个人的生存权，是在用自己的“生”杀死另一个人，这成了许多幸存者终生背负的罪恶。
最终苏菲和内森双双自杀，苏菲是用自己的死亡，向所有死难者赎罪。
自我认同感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理论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认可的内在自信。”
苏菲特殊的人生苦难，使她无法认同“过去的我”，自然也就无法认可“现在的我”，也就更不能对“将来的我”产生美好期待，被撕裂的苏菲，始终未能找到完整的自己。
这种沉痛的迷失让我们随时警醒自己：
①理性认知，不要自我归罪
苏菲的父亲之死源于德国和波兰两国的历史恩怨。历史上德国曾经让波兰从地图上消失120多年，一战德国战败波兰复国，用一条叫波兰走廊的出海通道把德国分成了两部分，并屠杀了当地上万德裔居民。正是由来已久的仇怨，希特勒一个月就让波兰再次亡国，二战中波兰死难者占总人口的比率是最高的。
所以党卫军司令鲁道夫?赫斯对试图勾引自己的苏菲说：你忘记了自己是波兰人，因此就是德意志帝国的敌人，而且永远都是，即使你没有犯罪。
赫斯的女儿艾米也斥责试图偷收音机的苏菲：骗子，你明明想偷它，你这污秽的波兰猪，我母亲说波兰猪是比吉普赛人更坏的贼、也更污秽！
所以苏菲不应该对父亲之死自我归罪。
另外欧洲反犹历史由来已久。二战杀死了600 万犹太人，其中半数为波兰犹太人，对犹太人在纳粹的“暗黑王国”波兰受难报以同情和愧疚，这种集体心理在战后西方广泛存在，在波兰人中也不例外，苏菲的愧疚也来自于大环境的影响。
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学家伊斯雷尔·古特曼曾经就波兰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的“不作为”表达了谅解。他指出，“我有时听到犹太人指责波兰人故意不帮他们，……。尽管确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救助犹太人，但波兰人在占领条件下无法根本上改变犹太人的命运。……道德上也没有律令来要求一个凡夫俗子冒着自身和家庭生命危险来救他的邻居。……”
因此，理性认知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国家背景、民族差异、历史文化渊源，才能让我们理解自己身份归属的意义。简单的自我归罪，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割裂、民族矛盾和文化敌对。
集中营的幸存者往往饱受罪恶与愧疚的折磨。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怀着对生存的极度渴望，妥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更不要说为了活下来而违心自保的种种手段了。
苏菲明明同情犹太人，为了活下来也不得不拿着那份“灭绝”犹太人的演讲稿向赫斯证明自己是坚定的反犹主义者；她拒绝帮助约瑟夫的姐姐翻译“生命之泉计划”，却又试图利用这个计划救自己的儿子；她还利用自己的美貌勾引赫斯……。
因此苏菲对斯丁戈说：“真相，并不会让事情更容易理解，你以为找出了关于我的真相，就能了解我，就可以原谅我的一切……一切谎言？”
奥斯维辛幸存者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写道：“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拯救的人不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相反，他们是‘最糟糕的：利己主义者、崇尚暴力者、麻木迟钝者、通敌合作者……最好的人都死去了。”
施害者的罪恶，不仅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也因为他们扭曲了受害者的灵魂，活下来反而成了一种罪，这是苏菲不能面对的生命之重。她挣扎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但是当对斯丁戈说出了所有真相以后，她的表情反而归于了平静。
集中营大屠杀的幸存者分为两种：一种拒绝回忆、不愿谈起，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另一种则将牢记过去视为责任，不希望世界遗忘这段历史。
苏菲虽然活着走出了集中营，却始终活在自己营造的心灵牢狱之中，只能用肉体的欢愉逃避记忆和痛苦，去击退日复一日死神的疯狂企图。她不原谅自己，就更不可能原谅别人。
大屠杀幸存者伊娃·莫兹·科尔曾被纳粹用于双胞胎人体实验长达10个月，她说自己永远记得被拖走时母亲从绝望中伸出的手：“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说再见，但我也没想到那就是永别。”尽管伊娃有这样不堪回首的痛苦经历，但她选择用余生原谅并宽恕纳粹的罪行。她收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执行屠杀任务的军官鲁道夫·霍斯的孙子，2015年在前纳粹分子奥斯卡·格罗宁审判期间，伊娃与他握手，并要求格罗宁说出奥斯维辛的真相。
伊娃说：原谅每个伤害你的人，这会治愈你的心灵，使你自由。
历史无法重来，只有宽恕才能化解仇恨；宽恕是对自己的慈悲，只有宽恕才能救赎自己。
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把人生的苦难拆分为痛苦、内疚和死亡；他认为人在面对苦难时也具有三种潜能：1.把痛苦转化为成就；2.从内疚中获得完善自我的机会；3.从生命的短暂性中获得采取负责行为的动力。
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遇到一个即将死亡的女子很快活地告诉他：“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么沉重的打击......以前的生命让我糟践了，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精神完美的事。”她指着窗外仅能看到的一棵栗树的一条仅开着两朵花的枝桠说，那是她唯一的朋友，她们经常交谈。“它对我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
可是从集中营走出来的苏菲已是毫无生命力的一具躯壳。她告诉斯丁戈：“我说谎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很害怕我怕被离弃。”苏菲被经历的苦难淹没了，她致力于脱离苦难，却沦为苦难的囚徒。
每个人都有选择免于痛苦的自由。有的人选择运用痛苦，有的人选择放弃痛苦，那些把苦难视为是赋予生命更深刻意义机会的人，才配得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
苏菲是纳粹的牺牲品，又是纳粹的后代，这种尴尬的身份使得她始终游离于罪人和无辜者之间，挣扎于良心的困境。
海明威说过：我们生活的世界本来就是光明和黑暗交织的。我们除了谴责这些人世间的黑暗，更应该反思人类经历的文明黑暗时代。作为个体的我们，要从这黑暗当中寻找自己的光明，而不是与黑暗的过去一起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