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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演义》是隋唐历史题材创作的集大成之作。小说以隋炀帝、唐玄宗的“再世因缘”为线索，艺术地再现了隋、唐两代兴衰的历史。褚人获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肯定了“人事”的作用，在对隋炀帝、唐玄宗失国原因的具体分析方面也带有较浓的理性成份。但是，在对一些历史现象无法解释时褚人获也将其简单地归之于“天命”和“天数”，这表明其历史观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历史观的这一矛盾直接影响了研究者对这部小说价值的认识，例如，马积高、黄钧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就对《隋唐演义》做了这样的评价：“由于作者思想浅薄，对历史本质缺乏认识，单纯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渲染，客观上流露出对糜烂生活的津津乐道。加上封建正统思想、因果轮回观念的宣扬，使得这部作品成就不高。”[1]历史观这种矛盾在作品中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

褚人获在《隋唐演义序》中指出，他在创作时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借用了《逸史》所载的“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并将它作为全书的“始终关目”。[2]在小说第89回“总评”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此回乃大关目处。隋自隋，唐自唐，传以‘隋唐’立名，以李渊与世民即肇基于开皇中，故以隋唐合传。但唐至太宗即位，而隋之气数已终，作者乃先于炀帝清夜游幸之时，勾出与贵儿马上定盟，愿生生世世为夫妇；遂于太宗魂游地府，目睹听勘炀帝一案，以贵儿忠烈降生皇家，以炀帝荒淫反现妇女身，完马上之盟，正见隋唐之所以合处。”这些都说明了“再世因缘”在全书结构上的作用。然而，这个故事的作用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这个因果框架将两组本不相干的历史人物联结起来，不仅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还蕴含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明显动机，体现出了作者对国家兴亡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褚人获从前人创作中广泛撷取素材，又根据自己的审美观念对它们进行了加工、改造，因而使作品体现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学观。

由于题材来源的复杂性，《隋唐演义》中体现的历史观也比较复杂，但总的来看，褚人获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在小说第3回开篇有这样一段议论：

从来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既有定数，必有预兆。于此若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所谓妖由人兴，亦由人灭。若但心怀猜忌，欲遏乱萌，好行诛杀，因而奸佞乘机，设谋害人，此非但不足以弭灾，且适足以酿祸。

这可以说是作者的历史观的总体表述。他一方面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同时也肯定了“人事”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国家吉凶祸福，虽系天命，多因人事”。在小说第29回作者还有意增加了一段袁紫烟观天象的情节，她在回答隋炀帝所问的“帝星”摇动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此乃天意，恐非人力能除。惟愿陛下慎修明德，或者其祸自消。

认为君主修德就可以挽回“天心”。但遗憾的是，“任你天心显示，草木预兆”，隋炀帝本人却“只做不见不闻”。在第84回又对神怪之事发了这样一通议论：

自来神怪之事不常有，然亦未尝无，惟正人君子，能见怪不怪，而怪亦遂不复作，此以直心正气胜之也。孔子不语怪，亦并不语神，盖怪固不足语，神亦不必语，人但循正道而行，自然妖孽不能为患，即鬼神亦且听命于我矣。若彼奸邪之辈，其平日所为，都是变常可骇之事，只他便是家国之妖孽了，何怪乎妖孽之忽见？此所谓妖由人兴，孽自己作也。至若身为天子，不务修实德，行实政，而惑于神仙幽怪之说，便有一班方士术者来与之周旋，或高谈长生久视，或多作游戏神通，总无益于身心，而适足为其眩惑。前代如秦皇、汉武，俱可为殷鉴。

“妖由人兴，孽自己作”，“天子”的责任应该是“修实德，行实政”，而不应“惑于神仙幽怪之事”。

作者以“再世因缘”的框架将隋炀帝和唐玄宗联系起来，但却在因果轮回的荒诞形式中融入了“人事”决定兴亡的观念。作者笔下的隋炀帝和唐玄宗都是风流天子，但同时也都是亡国、失国之君，两人的共同特点是“驰了朝纲，占了情场”，因沉溺于儿女私情而招致国家和个人的悲剧。作者以这两个人物贯穿全书，历史反思的意图十分明显。作者肯定了帝王之情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也揭示了情与政的矛盾。与普通人不同的是，帝王的情感生活是带有明显的政治性的，寄情声色势必会对朝政有一定的影响。帝王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这些欲望的满足又常常是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的。为了自己的享乐，隋炀帝不断大兴土木，骚扰百姓。在小说第27回开篇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天下物力有限，人心无穷。论起人君，富有四海，便有兴作，亦何损于民。不知那一件不是民财买办，那一件不是民力转输？且中间虚冒侵克，那一节不在小民身上？为君的在深宫中，不晓得今日兴宫，明日造殿，今日构阁，明日营楼，有宫殿楼阁，便有宫殿上的装饰，宫殿前的点缀，宫殿中的陈设，岂止一土木了事？毕竟到骚扰天下而后止。

第37回再次议论道：

天下最荼毒百姓的，是土木之工，兵革之事；剥了他的财，却又疲他的力，以至骨肉异乡，孤人之儿，寡人之妇，说来伤心，闻之酸鼻。

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之欲，若无有效的约束与限制，必将弄得民穷财尽，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就“占了情场”而言，隋炀帝与唐玄宗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在表现他们的“驰了朝纲”时小说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写隋炀帝突出的是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荒淫生活，而写唐玄宗时更多表现的是因沉迷声色而造成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杨妃入宫后，玄宗从此“深居宫中，日事声色”。秦国模兄弟“见贵妃擅宠，杨氏势盛，禄山放纵，宫闱不谨”，因此联名上疏，“谓朝廷爵赏太滥，女宠太盛。又道安禄山本一塞外健儿，谬膺节钺，宜令效力边疆。不可纵其出入宫闱，致滋物议。”疏上，玄宗不悦，而群小又“交进谗言，说他语涉讪谤，宜加重谴”，玄宗乃降旨将二人革职。“自此谏官结舌不言”。而玄宗“只道天下承平无事”，于是“一切朝政，俱委之李林甫。”“又命安禄山与杨国忠兄妹结为眷属，时常往来，赏赐极厚，一时之贵盛莫比。”而李林甫、杨国忠与安禄山等人先是“朋比为奸，迎合君心，以固其宠”（第81回）；后来则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大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归根结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唐玄宗自己的怠政和用人不察，过分沉迷于个人的情感，于是“驰了朝纲”，对杨国忠、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坐视不管，最终重蹈隋炀帝之覆辙。

国家的兴亡，“虽系天命，多因人事”，冥冥中虽然有一个“定数”存在，但只要统治者“能恐惧修省，便可转灾为祥”。这可以说是褚人获历史观的核心内容。

但是，从全书来看，作者的历史观又有非理性的一面。小说第32回有这样一个情节：隋炀帝原本是一个“尖头贼眼，脚短体肥”的大老鼠，由于他在人间祸害百姓，招致仙人皇甫君的惩罚，小说写道：

那贵人在上怒目而视，把寸木在桌上一击道：“你这畜生，吾令你暂脱皮毛，为国之主，苍生何罪，遭你荼毒；骸骨何辜，遭你发掘；荒淫肆虐，一至于此！我今把你击死，以泄人鬼之愤。”喝武士照头重重的打他，那武卫卷袖撩衣，举起大棍，望鼠头上打一下，那鼠疼痛难禁，咆哮大叫，浑似雷鸣。武士方要举棍再打，忽半空中降下一个童子，手捧着一道天符，忙止住武士：“不要动手。”对皇甫君说道：“上帝有命。”皇甫君慌忙下殿来，俯伏在地。童子遂转到殿上，宣读天符道：“阿摩国运，数本一纪，尚未该绝。再候五年，可将练巾系颈赐死，以偿荒淫之罪，今且免其菙楚之苦。”

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君，却受到“上帝”的保护，连皇甫君这样的神仙也对他无可奈何，这就是超越了人的意志的“数”。小说第81回又有这样一段议论：

看官听说，杨贵妃既得罪于被遣，若使玄宗从此割爱了，禁绝不准入幸，则群小潜消，宫闱清净，何致酿祸启乱？无奈心志蛊惑已深，一时摆脱不下，遂使内竖得以窥视其举动，交通外奸，逢迎进说，心中如藕断丝连，遣而复召，终贻后患。此虽是他两个前生的孽缘未尽，然亦国家气数所关。

在小说中关于“数”、“天数”、“定数”之类的表述还可以看到很多。如：天地间死生利害，莫非天数。（第5回）

哲人虽有前知之术，能趋吉避凶，究竟莫逃乎数。……故知数之既定，不但古帝王不能免，即精于易者，亦难免耳。（第51回）

天下事自有定数，一饮一酌，莫非前定。（第67回）

人之遇合分离，自有定数。随你极是智巧，揣摩世事，臆测屡中的，却度量不出。（第70回）

这些议论说明，在作者的历史观中的确保留了非理性的成分。总的来说，从理性的角度思考国家兴亡时作者是肯定“人事”的，尤其在对隋炀帝、唐玄宗的具体分析方面带有较浓的理性成份。但传统的道德理性观念无法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在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作者又不得不搬出非理性的“天命”、“天数”。如，窦建德是被作为一个正面英雄形象来塑造的，在小说中作者突出了他的品德，也强化了他得民心的一面。窦建德兵败被擒，他治下的百姓哀痛不已，他们说：“夏王治国，节用爱人，保护赤子，时沐恩泽。今彼一旦失国，我侪小民如丧考妣。”（第58回）就连郑国的百姓也为他感到惋惜：“那个夏王，闻他在乐寿极爱惜百姓，为人清正，比我们的郑王好十万倍。那皇后更加贤明，勤劳治国。今不意为了郑王，把一个江山弄失了，岂不可惜。”（第59回）这样一个英雄为什么会落得这样一个悲剧下场？作者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只好将一切都归于神秘的“命”和“数”。小说第58回借徐懋功之口作了这样的解释：

窦建德外有良臣，内有贤助，齐家治国，颇称善全。无奈天命攸归，一朝擒灭，命也数也，人何尤焉！

此外，作者在谈到隋时多强调“人事”，但一关涉到唐就会奢谈“天命”。如在小说中曾一再预示李氏当兴。小说第2回隋文帝的洪水淹城之梦早就为全书奠定了基调；“真命天子”李世民则处处受到“天”的垂爱，每到危难之时就会有神灵出来救护，而其他英雄无论如何贤能，在这个“真命天子”面前则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然而，即使是李世民也不能违背“天命”。在他晚年，天象预示有“女主昌”，民间也流传“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秘记”，为此李世民杀掉了小名叫“五娘”的功臣李君羡，但他所作的一切都无济于事。武氏“代有天下”，这是“天之所命”，因此人力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尤其是李世民明知“才人姓武有碍”，但却因私情不忍与之分手。这就是“人”的弱点，在“天命”面前，“人”显得是如此的渺小、无助。武氏篡位是天命，而玄宗因痴迷杨妃而失国更是前世注定之事，这一切都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由此可见，《隋唐演义》的历史观是比较矛盾的，作者摇摆于“天命”与“人事”之间，但总体来看又是逐渐向天命观倾斜的。

二

对清初的白话小说作整体考察就会发现，历史观的这种矛盾并非《隋唐演义》一书独有。

清初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作者队伍的文人化，[3]它给白话长篇小说带来的一个直接变化是：小说创作超越了“写给人看”的范围，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表现因素。明清易代的惨痛经历严重地刺激了这个时期的文人，作为文学家，他们便把忧患意识、反思精神、批判态度融入文学的写作，形成了对家国命运的独到见解。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小说再次受到小说家的青睐，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总的来看，清初的历史小说主要有两种类型：

其一，取材于“当代历史”的时事小说。主要有《剿闯通俗小说》、《新世弘勋》、《铁冠图》、《海角遗编》、《海角遗篇》、《樵史通俗演义》等。此类小说取材于明末清初的历史，作者都比较推崇“实录”精神，因此小说都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如《樵史通俗演义》写晚明天启、崇祯两朝的历史，因作于国变之后，故而作品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深切的亡国之痛，孙楷第先生称之“激楚感慨，恻然有变徵之音”。[4]该书内封识语云：“明衰于逆珰之乱，坏于流寇之乱，两乱而国祚随之。”可以看出作者意在反思明亡之根由。以《剿闯通俗小说》为代表的“剿闯”系列小说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对农民军极尽攻击、谩骂之能事，但除了对李自成起义始末的记述外，作者还在更深广的层面展开了对“流贼”之兴起与败亡、明政之弊、士人气节及门户之习等问题的反思，体现了易代之际士人对这一家国劫难的思考。而另一类记述清兵下江南的小说《海角遗编》、《海角遗篇》等，则通过所记述的兵燹惨状，真切地展示了那段惨烈的江南历史图景，笔端蓄愤，可以看出作者对民族灾难的哀恸之情。

其二，以“续书”形式出现的以史喻今之作。主要有《水浒后传》和《续金瓶梅》等。这些作家把对时代的感慨寄托于小说创作，以古讽今，颇有悲凉、沉重的时代气息。陈忱是遗民组织“惊隐诗社”的成员，所作《水浒后传》是孤愤兴寄之典型。他在自序中宣称自已的小说是“泄愤之书”，是“胸中块垒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书中写金兵蹂躏中原之后，梁山余部在李俊等领导下避居海外，终成王霸之业，并以诗赞叹：“儒者空谈礼乐深，宋朝气运属纯阴。不因奸佞污青史，那得雄姿起绿林。报国一身都是胆，交情千载只论心。无端又续英雄谱，醉墨淋漓不自禁。”（第40回）[5]对光复事业的渴望、向往溢于言表。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同样借金写清、借古写今，无论是对社会混乱、道德失范所表示的愤激与困惑，还是对传统价值标准的怀疑，都是此前小说中未见的。小说用不少笔墨写了金兵的暴行，如第1回写金兵攻占兖东地方：“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将这死尸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不知杀了几百万人，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作者渲染这次大屠杀是：

尸横血浸，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星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乌争衔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鸡犬，不见烟生。[6]

就对乱离场面描写之细致、生动而言，古代小说无出其右，而这种场景与有关记载中的清兵屠城场面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除上述两类外，吕熊的《女仙外史》也很有特色，小说主要敷衍明成祖朱棣之“靖难之役”和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起义发生在永乐十八年（1420），前后不过数月即告失败，与燕王朱棣的“靖难”之事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为了体现“褒忠殛叛”的创作意图，作者特意将唐赛儿之事提前到建文四年（1402），同时也把起义的性质改变为“起义勤王”、“讨叛诛逆”，借此将这两个不同时间、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扭合在一起。作品的路数比较接近《封神演义》，其中也有一个因果框架，唐赛儿乃是嫦娥转世，燕王朱棣则是天狼星投胎，他们带着先天的夙怨来到人间，这就把仙界的正邪之争和人间的政治斗争揉到了一起。如陈洪先生所言：

与同类小说比，《女仙外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所认同的正义一方，虽然道德高尚，虽然法力无边，却不得不终归失败；而作者所厌弃的一方，虽是恶的代表，虽神通法力不及，却总在关键时刻邀天眷顾。作者为了解决情感态度与情节设计之间的矛盾，只好祭出一个高于道德尺度与实力原则的标准，便是“数”或“天数”。[7]

的确，用“天命”、“天数”来阐释历史是这部小说的鲜明特点，在小说中关于“数”的议论随处可见。如小说第1回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上帝先与如来、诸佛祖、三清道祖稽首而言曰：“元运告终，民生应罹兵劫三回。已命娄金宿下界，勘平祸乱，今又命天狼星下界。计民生应遭杀戮者五百余万”。[8]

在同时期的其它小说中这种奢谈“天命”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如《续金瓶梅》的作者喜谈因果，并提出了一种神秘的“劫数”观。在小说第13回有这样一段文字：

因上帝恨这人人暴殄，就地狱轮回也没处报这些人，以此酿成个劫运，刀兵、水火、盗贼、焚烧，把这人一扫而尽，才完了个大报应。（第13回）[9]

同时期的《豆棚闲话》也喜谈“劫运”、“气数”之类的话题。如：

天地开辟以来，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一尊罗汉下界主持。……电光尊者即下尘凡，降生西牛贺州，姓焦名薪，任着火性，把一片世界如雷如电，焚灼得东焦西烈。百姓如在洪炉沸汤之中，一刻难过。也是这个劫运该当如此，（第8则《空青石蔚子开盲》）[10]

此外，在毛氏父子批评的《三国演义》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小说第37回写刘玄德一顾茅庐，崔州平就对刘备大讲了一番“命”与“数”的道理，毛评本对崔州平的话有所删改，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原文中增加了这样一句话：

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可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可得而强之”乎？[11]

这样的例子在毛氏批语中还能找到很多，而小说中诸葛亮的悲剧则更形象地印证了这一思想。在他出山之前，司马徽就曾为他感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第37回）一开始就给这个人物的命运涂上了不祥的阴影。接着，作者就一再展示“人事”和“天命”的矛盾。诸葛亮深知天命不可违，但为了报刘备知遇之恩，还是毅然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但“天不佑汉”，所以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在剑阁设伏，但“欲射一马，误中一獐”，张郃作了司马懿的替死鬼（第101回）；他千方百计将司马懿父子诱入上方谷，霎时火光冲天，吓的司马父子抱头大哭，孰料“一声霹雳响处，骤雨倾盆，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震，火器无功。”诸葛亮只好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第103回）。“人事”与“天命”乖违，这是作者对诸葛亮命运的概括，同时也体现了作者以及评点者对这段历史的总体思考。毛氏父子在其评点中隐微地表达了故国之思，同时也对明室的覆亡作了沉痛的反思。

三

用“天命”、“天数”、“劫运”来阐释历史是清初白话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在清初出现，既与明清易代的现实有关，同时也是这个特殊时期士人心态的一种折射。

“天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史学史上最基本的一个理论命题。殷商时期，巫史文化占据统治地位，在初民的意识中一直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天”的意志就是“天命”，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商朝灭亡后，人们对“天命”逐渐产生了怀疑，而史官文化取代巫史文化也使人们的历史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众多的史官和士大夫开始用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人的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中，就越来越多地提到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战国时期，荀子在其《天论》中进一步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圣人矣”；“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12]在荀子看来，人是有管理事务的能力的，因此可以和“天”、“地”相配合，而能区分“天”与“人”各自的本分才可以叫做“圣人”。到了汉代，司马迁就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命题，进一步阐明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此后，传统的历史观念虽然还时常罩着“天命”的外衣，但其内部却渗透着明显的道德理性精神。

隋朝灭亡之后，对兴亡教训的总结成为史学家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出现了众多讨论兴亡问题的专题论文，同时还产生了像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和吴竞的《贞观政要》这样的专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只讲“人事”，不再空谈“天命”，其目的都是要通过对兴亡教训的总结来警示后人。这种理性精神在《隋书》等正史的撰述中也都有所体现。如《隋书》史论的作者认为隋朝由盛而衰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13]。在炀帝本纪后的史论中对隋炀帝亡国的具体原因作了这样的论述：

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14]

明确指出了隋炀帝之亡国是“自作孽”。这种理性精神在此后的史书中也大多得到了继承，如对唐玄宗之失国，史家的评论也比较注重分析他在政治上的失误。《旧唐书》认为唐玄宗的失误主要在于用人。《新唐书》玄宗本纪后的史论则说：

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15]

这种分析都是比较中肯的。

对于汉族文人来说，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年代，易代的惨烈现实极大地震撼了每一个人，于是在痛定之后，他们都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大明“三百年全盛金瓯”为什么会“一旦瓦解”？[16]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汉人政权又何以被视为蛮夷的满族所取代？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答案五花八门，由此体现出来的历史观也十分复杂。

明亡不久，一批有使命感的学者就开始对明代历史进行反思，并很快形成了一股私人撰写明史的热潮，“不同际遇的人士，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撰写了不下千部研究明史的各种著作。”[17]仅有明一代全史就有：谈迁《国榷》、张岱《石匮书》、傅维鳞《明史》、查继佐《罪惟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总的来看，明遗民的明史撰述有比较明显的政治目的，他们把“存国史”作为后死者的一种神圣职责，“存国史”也就是“存明”。如黄宗羲就明确宣称“国可灭，史不可灭”，[18]他在明亡后一直隐居不仕，潜心著述，整理故国文献，数十年间先后纂辑了《明文海》，编写了《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有关南明史事的史书，撰写了《明儒学案》等学术史论著，此外，他还以诗文的形式来征存故国人物、事迹。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关注官修《明史》的修撰工作，康熙十八年送万斯同、万言进京修史，不久又送儿子黄百家入馆修史，[19]“史局大案，总裁必咨于公”。[20]其门生万斯同怀着“纂成一代之史，可藉乎以报先朝”的愿望，[21]以布衣身份参与编修《明史》24年。遗民们最感兴趣是晚明、南明史的撰述，他们大多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载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像黄宗羲的《行朝录》、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李清的《南度录》等都是如此。这样的记述真实、生动，但同时又因为身在其中，对这些历史事件缺乏宏观的审视，他们的记载也就难免会带上自己的个人情绪，如赵园先生所说：“明清之际士人论明事，往往思不出具体人事纠葛，由恩怨归结因果，以朝廷政治为一大报施之局，眼界未出世俗经验，论者也仍在事局中。”[22]由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影响和万斯同等遗民的直接参与，这种情绪在官方修订的《明史》也都有一定反映，“士大夫的兴亡之感，是那一部《明史》的最大‘真实’”。[23]由于有总结明亡教训的明确意图，这些史家也以极大的勇气对有明一代的历史作了全面考察，如开国史、“建文事件”等在明代被视为禁区的大事件都得到了重新研究，在研究中也或多或少表现出了一定的批判精神。可以说，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批判精神正是遗民明史撰述的显著特点。

传统的历史观认为，一个王朝是否能够存在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民心所向；一是君主本人的德行。但用这种观念来解释明清之易代就遇到了很大麻烦。以民心而论，由于清军的暴行，尤其是剃发令的颁布与强制执行，激起了汉族民众的强烈反抗，从顺治二年（1645）清军下江南到到康熙十八年（1679）三藩之乱平息，三十多年中江南一带的抗清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用“人心思汉”来概括一点也不夸张，但民心所向并没能阻止清朝统一的步伐。就君主德行而言，尽管时人对南明王朝的几位统治者都颇有微词，但对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却不乏好感，在清初的野史笔记和诗文里，可以找到大量的对崇祯皇帝追怀、赞誉之辞。万斯同等参与编修的《明史》就对崇祯帝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24]

尽管也犯了“用匪其人”等错误，但以道德史观来衡量，崇祯帝可以说是尽了“君道”。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士人才会对他的败亡感到困惑，以致在《明史》这样的官修史书中也出现了“气数使然”这样的疑惑和慨叹。面对这样的现实，传统的道德史观显然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因此只好用神秘的“气数”来填补这一理论真空，秉持理性精神的思考带来的却是非理性史观的泛滥。史学家如此，小说家也不例外。

在《隋唐演义》结束时褚人获写下这样一句诗：“两世繁华总成梦”（第100回）。这既是对隋炀帝、唐明皇悲剧的总结，同时也是作者自己的一种感慨，这种幻灭感和感伤情绪正是清初文人心灵的真实写照。

注释：

[1]马积高、黄钧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下），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页。

[2]本文所引《隋唐演义》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隋唐演义》，不再注出。

[3]参见雷勇：《作者文人化及其对清代白话小说创作的影响》，《南开学报》，2003年第5期。

[4]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之“樵史演义”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8页。

[5][清]陈忱：《水浒后传》，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6][清]丁耀亢：《续金瓶梅》，见《金瓶梅续书三种》，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版。

[7]陈洪：《折射士林心态的一面偏光镜——清初小说的文化心理分析》，《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 4 期

[8][清]吕熊：《女仙外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9][清]丁耀亢：《续金瓶梅》，见《金瓶梅续书三种》。

[10][清]艾衲居士：《豆棚闲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