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日记剧情介绍
杨周翰先生（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在比较文学领域，杨周翰是中国极少的几位差堪与钱锺书先生并论的有成就的学人之一。
在杨周翰、许国璋、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这批毕业于西南联大、1949年后渐次成为英文教学、研究名家的学者当中，论学问之邃密，杨周翰（1915-1989）先生或许要排在第一位。像王佐良先生，自然也是有学问的，但他所做的主要是“接引后学”的工作，能得初学者的欢心，而他的著述中值得拿给外国同行看看的，似乎并不多。杨周翰先生治英国文学，全面且深入，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文学尤所究心，他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一书，将繁难的材料从容含玩，以平易之笔出之，不愧名著，时至今日，仍无可取代，无从跻攀。在比较文学领域，杨周翰也是中国极少的几位差堪与钱锺书先生并论的有成就的学人之一。
今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六卷本《杨周翰作品集》，将杨周翰先生的主要著译加以收集、重版，便于普通读者检视，这是值得欢迎的。当然，既非“全集”，对零散的文章、译文未加理董，也就可以理解了。只不过单看六卷本《杨周翰作品集》，对杨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不易形成较完整的、渐进式的概观。在此，试以不见于《杨周翰作品集》及《忧郁的解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两书的文章、著作、译文为例，稍稍勾勒杨周翰先生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学问变迁嬗递之迹，以期对这样一位出色的外国文学学者增进一些了解，同时也寄望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学行、际遇可窥豹一斑。
为《世界文艺季刊》撰稿
1945年，杨周翰30岁，六年前从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这时的他，好像还是一位写诗、译诗、评诗的“文学青年”。
《世界文艺季刊》于1945年8月在重庆推出创刊号，稿件自然是事先准备好的，既然在战时，一切从简，纸张、排版都糟得很——卞之琳的名字在目录中被排成“卞琳之”，第二期又排成了“卡之琳”。世界文艺季刊社社长杭立武，当时任教育部次长，想来是挂名的。主编者杨振声、李广田，都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撰稿阵容中有不少西南联大的教员，杨振声、李广田、卞之琳之外，尚有冯至、陈祖文、杨周翰、王还（杨周翰夫人）等。
杨周翰在《世界文艺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颇长的诗论《路易·麦克尼斯的诗》（近12页）。路易·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1907-1963）是著名的爱尔兰现代诗人，曾与奥登合著《冰岛书简》，他自己最有名的诗集为《秋天日记》。到今天，翻译成中文的路易·麦克尼斯的诗，也才有零散的几首。著文评介者寥寥（可参拙文《好诗人未必会写信》，《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5月8日）。杨周翰先生的诗论，征引广泛，观点明确，对当代英语诗人的作品如数家珍，是达到了当时欧美评论者的水准的。如他对麦克尼斯、奥登诗艺之比较，可见其体悟之深细：
他的累积力则可与奥登媲美。他能集聚安排一大堆相关或不相关的物件或意象，成为灿烂的展览，这些的联系不是一根硬挺的竿子而是个流动的东西，显示作者的笔的灵活。他的用韵之轻易也如奥登，有时流于打油诗的品格。他和奥登还有相似之点：同为中学教员、同学，同用学校生活和儿童时代的意象在诗里。不同的地方是奥登把他的童年和学校时代溶解到诗里，他写诗的时候，他又重生活那一段时间，它成为他的人格的一部分。麦氏则较为成熟，他把它投射到诗内，他站在它的外面，他回顾，回想，但它不是他的一部分，它是另外一件东西。
《世界文艺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4月），杨周翰提供了分量最重的两篇稿件，一是文章《论近代美国诗歌》，二是译文《近代美国诗选译》，从第一页一直排到第76页，占据了当期杂志五分之二的篇幅。《编辑后记》中说：“……因为先有了杨周翰先生的《论近代美国诗歌》，我们便又请杨先生于百忙中给翻了三十首诗，这样，我们对于近代美国诗就有了一个概括的认识，而且，杨先生的工作做得那么精细而审慎，这是值得我们敬佩而感谢的，所以虽然占去了相当多的篇幅，然而这很值得。”
《论近代美国诗歌》是通论式的文章，从惠特曼一路讲到哈特·克兰（hart crane，1899-1932）。在我看来，这篇文字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较详细地评价了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1869-1950）、斯蒂芬·文森特·比内（stephen vincent benét，1898-1943，杨先生译作“贝内特”，发音不确）两位诗人，而他们在文学史里是常被忽略的。
在《世界文艺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46年11月）上，出现了署名“周翰”的两首诗：《太阳照着》和《sestina》。杨周翰先生是写诗的，他四十年代的诗作也曾见于别的书，这两首无疑是他的作品。据我看，他的诗主要受t.s.艾略特以降的现代诗的影响，譬喻、意象着力求新，读起来未免佶屈聱牙。如《太阳照着》的后两节写道：
在冷淡、压抑和不公正底
习惯的重量下人们带着憎恨
像一只手表，或者随着古人
呼喊空虚呀，一切都是空虚；
人们不感觉使他人痛苦的痛苦，
因为是野风里有毒的草，
空中的微语是唯一的向导，
残酷是空虚底愚妄的坟墓。
《sestina》是一首仿照西方六节诗体（sestina）写成的神话诗，主角是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narcissus，杨先生诗中写作“拿西色斯”）。六节诗格律，诗分六节，每节六行，最后有一个三行的结句。杨周翰的诗是严格按照这一程式写的。上世纪30年代起，诗人庞德、奥登等开始复兴六节诗这一古典诗体，显然，杨先生也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只是模仿的痕迹太重了些。
治西方文学者爱写诗，似为通例，不过杨周翰的诗好像不如同时代的穆旦、吴兴华所作的。摹拟过多，熔化未尽，也许是原因。这以后，杨先生好像就不再写诗了。
翻译苏联学者著作
事实上，杨周翰的两首诗在杂志上刊出时，他本人已不在国内。
杨先生后来在回忆文章《饮水思源——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一文中写道：“我因叶公超先生的推荐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1946年秋到英国学习，被分配到牛津大学王后学院……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我又去剑桥大学工作一年，为大学图书馆汉籍编目……1950年末我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1952年院系调整，我调到北大。头两年仍教英语。当时一边倒学习苏联，搞了一个‘活用字’，从一篇完整的文章里抽出十来个单词作练习，一篇完整的文章丢在一边，真是买椟还珠，愚蠢之至。后来就教文学，编文学史，也是学习苏联。”
在“一边倒学习苏联”期间，杨周翰翻译了不少苏联学者的文章、著作（想来是从英文转译），其中主要是关于英国文学的。
有一份杨周翰译《苏联大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条目的油印本留存下来。当时，国内各家出版社纷纷摘译《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了许多小册子，但其中并没有“英国文学”这一册，应该是没有公开出版过。此油印本为北京大学西语系“内部参考”用书，共38页，末尾署“杨周翰译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七日”。油印本中的内容今天或许再没有阅读的必要，但这件印刷品本身，倒将杨先生初到北大时所做工作的性质反映出来了。
1955年，《译文》杂志第7期刊出杨周翰译的苏联学者p·m·萨马林的文章《巴尔扎克和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法国工人运动》。1956年，杨周翰译的苏联学者Е·Б·杰米施甘的文章《雪莱评传》，分上、中、下三次在《文史哲》杂志第6、7、8期连载。
到了1958年，苏联学者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第一卷）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封面署“杨周翰等译”。其实这个“等”里不乏名家，朱光潜、李赋宁、王岷源这些人都参与了翻译。杨周翰先生则译了书中“绪论”“综述”“英国文学”三部分，篇幅加到一起有三百多页，的确是出力最多的。这本书虽然也是按苏联那套教条写的，但内容尚称充实，不同于纯粹的叫嚣。
此外，杨先生还承担了一点进步文学的译介工作。1955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作家詹姆斯·阿尔德里奇的长篇小说《海鹰》，写的是“郭开兰译 杨周翰校”。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杨周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为《西方语文》写书评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苏联学者的文字由杨周翰先生来译，属于“浪费人才”了。1957年到1958年间，杨先生做的较有价值的事之一，是为《西方语文》杂志写了两篇书评。
《西方语文》1957年6月创刊，由北京外国语学院主编，创刊号的作者阵容堪称“豪华”：朱光潜、范存忠、岑麟祥、李赋宁、郭麟阁、鲍文蔚、王佐良、水天同、初大告、杨周翰、吴兴华、巫宁坤……此后数期中，撰稿人还包括罗念生、许国璋、林同奇、周珏良、戴镏龄、徐燕谋等。可以说，《西方语文》是体现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西方语言文学领域最高水准的杂志，而其中尤其有特色的栏目就是书评。
第1卷第1期的书评共五篇，其中有这样的三篇：杨周翰《方重译〈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吴兴华《戴镏龄译〈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巫宁坤《卞之琳译〈哈姆雷特〉》。这真是“名家评名家”，涉及的内容又那么重要而有深度。更难得的是，这几篇书评均词锋凌厉，在赞许新译本的同时，不留情面，指摘了相当多的翻译错误以及处理失当的地方。这种高水平的书评，读了令人神旺又神往，因为此一欧陆式的专家批评传统在中国失落已久，值得特别拈出。
杨周翰先生在他的书评中写道：“对译文本身，评者作了一部分的校对，觉得译文总的说来极其忠实，而且能够达到‘雅’的地步……但是对译文还有一些疑问和意见。提出来和译者和读者商量。”首先，他指出方重先生的译本中有因不辨中古英语与现代英语词汇“貌合神离”之处而致误者，比如乔叟用piled形容胡须，方先生译为“成堆的胡须”，“但实际上它是通行英语中的peeled”，是胡须稀疏的意思，方译本刚好把意思弄反了。杨先生又指出方译本里有些“漏译的地方”——其实恐怕还是理解不到位——他的一小段解说特别精彩：“乔叟讽刺僧侣是很无情的，不惜用最恰当的、富于‘泥土气’的词汇，他说教会把能传种的好货色都收买去了，只剩了我们世俗人个个是干瘪虾米。原文al the corn/of tredying中的tredying一字漏去，只译成‘宗教把顶好的人都给搜光了’，便失去乔叟的深刻大胆的讽刺。”
在1958年3月《西方语文》第2卷第1期上，杨周翰先生发表了第二篇书评——《徐燕谋编〈大学四年级英语课本〉上册》。教科书的评论相当难写，杨先生的文章倒方方面面都评得细致而中肯，只是对内容的挑剔已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他写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取火种除了使人类能制造工具征服自然以外，最后作者（bulfinch）还特别提到用火铸钱经商。恐怕原来神话并没有这条而是出于作者的附会，似乎有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倾向，而编者在注解中并未加以批判。”前面说的有道理，后面这条尾巴似乎是可以不加的。
到了1958年8月，《西方语文》第2卷第3期推出一组“笔谈”文章，总题为《一定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插在西语教学和研究的阵地上！》，冯至打头，杨周翰也是作者之一。杨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西方语文》自从创刊以来，已经出了五期，其中有些文章对西语教学起过很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编辑思想倾向于资产阶级办刊物的那一套办法，因而使刊物走上错误的道路。由于迷信‘专家路线’……许多文章徒然炫耀资料、‘才学’，但不切合实际。由此，引起了读者的疑问：‘《西方语文》究竟为谁服务？’”接下来，杨先生以李赋宁先生《乔叟诗中的形容词》一文为例，指出：“文章的作者也许企图通过这一类的文章来达到国际水平。但是我觉得只有先能满足我们此时此地的需要的文章，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即使资料罗列得不多），才能达到国际水平。不能想象一篇文章达到了国际水平而对我们却一点用处没有。追随资产阶级治学的老路，那只是死路一条。”
事实上，这一期《西方语文》几乎是“批判专号”了，李赋宁、王佐良、许国璋都受到专文批判，王佐良自己还写了一篇《这是什么样的学问？》，批判了鲍文蔚、吴兴华、许国璋等人，尤引人注目的，把自己写的《读蒲伯》也连带批判了。
这以后，杨周翰先生的文字就没在《西方语文》上出现过了。到1959年9月，《西方语文》刊名易为《外语教学与研究》，“西方语文”几个字或已不合时宜。
译注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因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这部名著，我们现在对杨周翰先生在17世纪文学上的造诣印象最深刻，但实际上，杨先生在18世纪文学方面功力也非常深，做的译介工作同样不少，这部分工作主要是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的。
1956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18世纪英国剧作家谢立丹的作品《情敌》，署“周翰译”。1961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杨先生翻译的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斯末莱特的长篇小说《蓝登传》。这两部已见于《杨周翰作品集》，姑略去不谈。
上世纪五十年代外国文艺理论著作译介的高峰出现在《文艺理论译丛》这一系列出版物上，其中不少译作的水准今天仍未能超越甚至未能达到。在《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上，有杨周翰先生选译的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的文字，题为《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的理论》。杨先生在译者后记中写道：菲尔丁“和以前或同时代大多数作家不同，他自己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创作理论。这些言论绝大部分用小说的序言，或小说每卷的首章的形式发表，每篇自成一篇独立的短文”。这组译文实际上多选自《约瑟夫·安德路斯》、《汤姆·琼斯》两部长篇，外加一篇菲尔丁在周报上发表的杂文。菲尔丁的两部长篇，有王仲年、张谷若、萧乾等的译本，取来与杨先生的译文对照，或许是有意思的事。杨先生对菲尔丁的创作理论一直关心，后来他写的一篇短文《菲尔丁论小说和小说家》（收入《攻玉集》），即是上述翻译工作的延伸。
《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2期刊出了杨先生翻译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当时译为贺拉修斯）的名篇《诗艺》。杨先生所译奥维德《变形记》、塞内加《特洛亚妇女》亦于1958年出版，均见于《杨周翰作品集》。可见杨先生在这几年是英国、罗马两头并进的。
值得留意的是，《英语学习》月刊1962年第5期刊出了一篇杨周翰注释、解说的《菲尔丁：〈论帽子〉》，系从菲尔丁小说《大伟人魏尔德传》中撷取一段原文，加上详尽的注解，并附一篇解说。杨先生在解说中写道：“这里选的是小说中比较著名的一章，写他（指魏尔德——引者按）的党徒们因为所戴的帽子式样不同，分为两派，彼此争吵……帽子的寓言的主旨无非是用帽子来暗射英国统治阶级两个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政纲原则。两党原则虽然表面不同，而实质则一，即以此为幌子，更便于对人民进行掠夺。”
似乎从这里，杨周翰先生又开始了注释、解说英文原著的工作。1962年10月，《英美文学活叶文选》系列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第一回就一并推了十三种。它是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主编的英语读物，均采取题解加详注的形式。该系列注解，水平甚高，后来汇总为《英国文学名篇选注》一书，广受推崇。1962年10月出版的《英美文学活叶文选》第11期，为杨先生注解的谢立丹《造谣学校》选段，1963年6月出版的第28期，则为杨先生注解的托玛斯·葛雷《墓园挽歌》。
菲尔丁、斯末莱特、谢立丹、托玛斯·葛雷，皆为英国十八世纪的经典作家、诗人，不难看出，杨周翰先生这一阶段工作的侧重所在。
编写文学史与批判外国文学遗产
许多人，包括我，第一次知道杨周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与吴达元、赵萝蕤主编了《欧洲文学史》；这本文学史作为大学教材，流传相当广。但绝大多数读者看的都是1979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未必知道《欧洲文学史》上册其实在1964年就推出了。
《欧洲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1月初版，1964年8月第二次印刷时做了局部的修改、订正。参与编写的学者很多，三位主编之外，还有冯至、朱光潜、闻家驷、田德望、罗念生、戈宝权、李赋宁、盛澄华等三十多位。具体到何人执笔撰写了哪些章节，现已无法细考，从专长、视野、趣味等角度推测，关于莎士比亚前后的剧作家的内容，也许是杨先生执笔的。
杨先生说“编文学史，也是学习苏联”。他在同一文章中反思道：“学习苏联，强调文学作为社会现象是对的，这一点在我过去的教育里是被忽视的，因此得到纠正。但把文学和阶级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就变成简单化；强调人民性过了头，有的重要作家就不入流。这种方法实际上没有能把文学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客体来研究，而是带着一种非常狭隘的宗派观点来看待文学遗产的……”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他参与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仍是立得住的，这已是很不容易了。
怎样看待文学遗产才算正确呢？1964年6月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登出杨周翰先生的文章《批判地对待外国文学遗产》。这是一份极重要、极具代表性的文献，也是他的语汇、论调与此前及此后分裂得最彻底的一篇文章。
杨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要正确地继承，必须首先进行分析批判，只有批判得彻底，才能吸收其中养分，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资产阶级的文学总是蜜和毒掺和在一起的，不加分析，囫囵吞下，毒素在我们身体系统里必然起主导作用，结果只可能是中毒。”文章强调要从阶级的、历史的观点看待文学遗产，须破除对洋教条、洋习气的迷信，指出了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局限性，认为对他们的价值观、爱情观都需要进行阶级分析。作者写道：“这里也存在着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毋庸讳言，资产阶级进步作家的作品再好，也不可能在其中找到无产阶级的英雄或无产阶级的理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没有共同之处的。在对待资产阶级文学遗产的问题上，只可能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它……”
杨周翰先生当时所下的一些结论，假若我们心平气和细加寻思，其实还是有道理的，比如他说：“西方的进步文学，从文艺复兴起，说得夸张一些，可以说是一部资产阶级内部无权的中下层和上层统治阶层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历史。……到了十八世纪以后，这些中下层的英雄们就亲自出现在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商人、医生、牧师、仆役、家庭教师、音乐师，总之各色各样的‘小人物’，成为作品中的英雄。作者为他们的受屈辱的地位鸣不平，反对压迫者，但他们主要为了个人幸福而奋斗，并不想革命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往往不能从实质上揭发资本主义制度。他们的进步性，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反对作家而言……我们决不能把他们和他们那时代的劳动人民混为一谈，二者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他们的区别还是根本性的。”
当然，将这样的文字与他二十年前评麦克尼斯、奥登的论文对照一下，不能不令人有今昔之感，尽管我们并没有今不如昔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