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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求职记
文/杨兴德
我是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1967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1966年夏天，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直到1968年5月才领到初中毕业证。这年，高中不再招生，社会也已经连续多少年停止了招工，几乎所有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都呆在家里成了待业青年。
我家当时兄妹五个，我是老大。爸爸一个人工作，每月五十七元的工资（在当时，那还算高的），一家七口人，买完了供应粮和计划煤炭以后，就剩不下多少了。我和弟弟，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三岁。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三个妹妹还小，长身体的年龄，也正需要营养的滋补。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需要看病吃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在城里生活，衣食住行，哪样也离不开钱，父母身上的经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没有学上，整天呆在家里净吃闲坐，无所事事。每天看着父母发愁的面孔，心里也是非常的焦急。看着周围一些年龄相仿的同学和伙伴，都想办法在一些地方找临时工干，心里十分羡慕。和发小玩伴郭玉起商量，也想着外出找点零活干，给家里帮衬帮衬。
每天清晨四五点钟，我俩相约着摸黑来到临沂县建筑管理站去找小工干。小工，就是在建筑工地上挑水和泥搬砖推小车，给大工打下手。每天劳动接近十个小时，累个半死，一天收入一块两毛五分钱。
找活干的人可真不少，有许多的壮劳力在那里等候工地领工的挑选。六点多钟，领工的一到，立即就被黑压压的人群包围，争先恐后地希望着自己能被挑中。那些经常去那儿找活干的精壮劳力，一拨一拨地喜笑颜开地随着工头走了。最后，只剩下新来的和很少几个身小力薄的人，等到八点多钟，失望地走了。连续去了半个多月，每次被挑剩下的人当中，都有个儿矮力小又没有技术的我俩。
干小工没人要，只好另想办法。
这年夏天，台风暴雨经过临沂，不少单位的围墙被风吹倒，需要重新垒砌。再次砌墙用的旧砖需要清理干净，这种活儿，不需要高的技术，也不需要强壮的身体，只需要自带一把瓦刀就行了。我俩一商量，就带着一点中午的干粮（两个卷着辣椒咸菜的煎饼），拿着一把瓦刀，来到当时离家约有五里路的东方红旅社。看到院墙几乎全被吹倒，我俩心里一阵窃喜，找到管事儿的，和人家商量着能干点活。谁知，管事儿的一看我俩那瘦弱的身体，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说什么也不愿意。几经我们苦苦哀求，他才同意留下，但每天只给我们一块钱。有毛不算秃，蚊子也是肉，一块钱我们也干，总比在家吃闲饭强。
刻砖（临沂话叫kei砖），就是用瓦刀把砖块上的砂灰清理干净，放在指定的地点方起来，供大工砌墙使用。这活儿虽然没有多少技术，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干的。我们都没干过，瓦刀弄不好就砍到手上，不到中午，两手满是血泡。午饭，干啃自己带来的煎饼卷，喝口自来水，也就将就了。
台风暴雨过后的天空是瓦蓝的，晴空赤日，万里无云。八月份的骄阳，像火一样地倾泻在头上，我们没钱买草帽，工地上干活也没有避阴的地方。仗着年轻，也不怕热，一天下来，都要被烤糊了。好不容易干到收工了，用临沂人那话头，累得跟个龟孙是的，领着可怜的一块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当把一天的收入交给父母的时候，看着晒得黑不溜秋的儿子，他们的双眼湿润了。
时间熬到九月，突然传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临沂开始招工啦！我们乐得一蹦一个高，一边唱着“锣鼓敲，好热闹，临沂开始招工了”，一边飞快地向街道办事处（那时叫街公所）跑去。报名，填表、体检、政审一一过关，就等着有工作了。
时光一天天过去，我们在煎熬中等待。去哪里，不管，只要有工作就行。
十一月上旬，终于有动静了。被分配到地区级（多是国营）单位的人陆续接到了录取通知，中下旬就开始进厂上班了。我们这些没接到通知的，知道地区的厂子没有份了，纷纷到街公所去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别着急，都有份儿，县级（多是大集体）的等到十二月初进厂。是呀，着急也没用。只要有日子，那就盼着吧！
早进厂的都开始领工资了，他们神采飞扬地讲述着上班的感受和单位上的趣闻。我们羡慕地听着，眼巴巴地在煎熬中等待着，在伙伴们的一次一次的渴望而又戏谑地传送着“来了通知”的惊喜和失望相伴中等待着，等待着进厂通知的早一天到来。几乎每一天的晚上，我们几个伙伴都会约好，明天早起，去街公所看看通知来了没有。
1968年11月16日，凌晨四点多钟，沉睡中的我被一阵清脆的枪声惊醒。赶紧起床披衣，推门来到院子。那天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晨星点缀在天幕上。暗红色的曳光弹，从城东南到城西北，一串串地呼啸着划破黎明前黑暗的天空。睡梦中惊起的邻居，都愕然地相互打听着是怎么一回事儿，年轻人都招呼着向街里跑去。我们经过临沂地革委门口时，被执勤站岗的解放军哨兵拦住，说是两大派组织在新建的邮电大楼发生了枪战，子弹乱飞，有危险，不让往街心去了。后来听说有好几个人中弹牺牲，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声讨土匪暴行的集会。招工进厂的通知，也就因此石沉大海了。
1968年12月22日，电台传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根据这一指示，上面来了通知，招工停止，没进厂的暂停，已经入厂的退回来，组织知识青年报名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一时间，全城沸腾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激励着不少青年，自愿或不自愿地报名下乡。
我家是从苏北农村迁来临沂的，深知在农村的生活的难处，对班里农村同学的生活质量也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对报名下乡扎根农村，我持着消极的态度观望着。但是，动员下乡的宣传人员堵着门做思想工作，每天搞得不得安宁，还得装出积极的态度应付着。
就这样，在惴惴不安当中熬煎了一个多月，迎来了1969年春节的来临。腊月底了，苏北老家的大舅来我家走亲，在了解了我的实际情况以后，他说，与其下乡到一个生地方，还不如回老家好，在那里有人照顾，还不用注销城市户口，至少能暂时避开人家上门动员的麻烦。好主意！在1969年2月11日（腊月二十五），大舅带着我回到了他苏北农村的家。
苏北农村是贫穷的，从库区迁移到赣榆县城南公社大株洲村的农民家庭更是一贫如洗。大舅家五口人蜗居在两间大约各十五个平方米的草房里，门口搭了一间做饭用的小锅屋。家里除了有两张木床、一张吃饭用的旧桌子和几个小板凳以外，就剩下堆在院子里供烧火做饭的草垛了。存放简陋农具旁边的猪圈里，养着比猫大不了多少的两只小猪仔，在寒风里颤抖着哼哼着找食吃。
几只瘦弱的母鸡，可怜地啄着玉米瓤子充饥。家，是穷了点，每天吃的都是地瓜干面煎饼卷咸菜，住的是草屋打地铺，但一家人在一起，却是热乎而又安宁的。
年还是要过得的。猪肉，我们吃不起，但那时候鸡比猪肉便宜得多。小姨把积攒下来的鸡蛋拿到青口大集上一毛钱一个的卖了，然后，买了一只红毛绿尾的大公鸡，这，就是那年过年唯一的年货。
过年，谁家不吃一顿饺子呀？那年头，说这句话都是很勉强的。大年初一，姥姥（我们那儿叫舅奶奶）用地瓜干面和萝卜鸡肉给我们包了一顿饺子。地瓜干面的饺子皮儿缺少面筋，开锅以后都捞不起个儿来了。姥爷（我们那儿叫舅老爹）还稀开缺了牙的嘴巴笑着说，挣了挣了。
那年头农村流行着一句话：“天冷冻死狗，吃了饺子就动手。”大年初二，村革委会就把全村的劳力都集合起来，男女青壮劳力，有说有笑地拿着铁锨、镢头，扛着铁耙，推着小推车，迎着刺骨的寒风，开到大田里去整地，为春耕春种做准备。
那年腊月十八打春，大年初二，已经是八九的第五天（农村人对节气记得很准）。虽说是“七九八九，河边看柳”，但是地里仍然是冻得坚硬，一镢头下去，还真是一个白点儿，两手被震得生疼。北风呼呼地吹着，地头上插着助威的小红旗也被刮得猎猎作响。人们的干劲十足，不时有人喊着口号，鼓励着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人们的战天斗地的精神感染了我，我朝手心里吐了口唾沫，也蛮有兴趣地跟着干了起来。
我没干过农活，乡亲们不让我多干，叫我在旁边打打下手。用他们的话说，我是“老和尚吹管子——不懂笛（地）”。我还不服气，推起装着半篓子土的小车，还没走几步，就歪到了，引起了大家一阵善意的哄笑。不会干，慢慢学呗，反正是在这里打了长铺儿。
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两手血泡，浑身就像散了架似的。收工时，记工员给我记了八分工。不管怎么说，我也挣工分了。晚上吃完了饭，两个舅舅领着我到队里的牛屋子，和一大堆青壮年围着豆秸火盆，说天论地的烤着火，有时，就躺在牛棚里的草窝里睡着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了下去。慢慢的，我适应了，四百多斤的小推车，我也能推着走了。在农村，穷人辈分高，满村子的人几乎都和我沾表亲，多数人都叫我一声好听的。所以，在干活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诸多关照。休息的时候，在地里挖一些野菜，经常挖出豆虫拿回家，姥姥给我放在灶灰里烧熟了沾着粗盐拉一拉馋。和村民们在一起无话不说，淳朴的表亲很关心我的将来。闲聊中，他们得知了我的状况，很同情又很关心地问我，你就这样，到了，可怎么着呢？
是啊，我今年已经快十七岁了，就这样下去，可怎么着呢？
1969年3月29日，我和乡亲们正在大田里整地，中午时分，一个大队干部急匆匆地来到地头上，老远就喊我，有你的一封信。我来这里务农接近两个月了，第一次接到临沂家里的来信。我满腹狐疑的撕开信封，抽出信瓤一看，真是喜出望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赶紧从头又看了一遍，确定是真的，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信，是我弟弟写给我的。信中说，去年的招工仍然有效，叫我立即回临沂报到上班。这真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我高兴得连干活的工具都不要了，招呼也没打，飞奔着向姥姥家跑去。两个舅舅深感诧异，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我跑回家去，急匆匆地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把来信读了一遍，全家人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顾不上姥爷家的一再留饭，我兴冲冲地走了。
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也没有钱买车票，但心里那种无法表达的高兴劲儿，鼓舞着我步行向三十五里以外的老家走去。我要把这天大的喜讯第一时间的传到我的出生地。在我大爷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拿着大爷给我的车票钱，步行九里路，在历庄乘车回到了临沂。
1969年4月1日，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适逢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农历是二月十五日，恰巧也是我年满十七周岁的生日。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去单位报到，圆了我有正式工作的梦，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我的单位，叫做红旗车辆厂。厂址在青岛市四方区广昌路18号，属于青岛市第二轻工业局。那时，上级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精神，支援贫困地区建设，这个厂整体迁往临沂（小三线），所以，就在临沂招收学员。在工厂整体搬迁之前，我们这114个学员需要到青岛老厂培训学习。经过半个月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整顿以后，就准备出发到青岛去学习了。
1969年4月17日，天还黑隆隆的，我就起床了。草草地吃了点早饭，背起爸爸昨天晚上就给我打好了的背包，在一家人的陪伴下走出了家门。第一次出远门，父母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其实一句也没听进去，也没有离开家门的不舍，整个心情都被满怀的喜悦所覆盖。原因很简单，我有工作了。只有在回头向家人挥手告别的时候，我才看见，父母的双眼都噙满了泪花。
我和郭玉起、薛明鼎三个被工作问题焦愁了许久的人，高唱着“打起背包就出发”，喜气洋洋地向集合点走去。当我们走到小巷尽头的时候，一个黑影立在那里。近前一看，原来是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们讲古的张爷爷。95岁高龄的老人家也来给我们送行，他慈祥地笑了笑，又无限留恋的对我们说，哎！怪冷清了。
那天，十四岁的弟弟坚持要送我到集合地，他对我有着无限的留恋之情。
集合地聚满了人群，114个学员在送行的亲人的叮嘱声中，爬上了准备远行的三辆汽车。
汽车发动了。告别了家乡的我们，沐浴着和煦的春风，迎着东方徐徐升起的朝阳，带着希望，带着理想，带着满怀的喜悦，朝着青岛方向出发。
弟弟一边呼喊着哥哥，一边追赶着急速远去的汽车。我坐在车里的行李上，朝后望着他那渐渐离远、一贴瓦发型下的还显稚嫩的小脸，心里一阵酸楚，两眼湿润了。
（写在参加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
【作者简介】杨兴德（男），曾用名：杨绪华，杨丰源。江苏省赣榆县人，山东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鲁南技师学院高级讲师，2012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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