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电影《革命者》不仅是关于革命者李大钊的故事，也是关于他作为是一位父亲、一位老师、一位先生的故事。 （片方供图/图）
电影《革命者》与其说是一部关于李大钊的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关于信仰的电影。在影片的尾声，各行各业的年轻人都在呐喊：“我相信！”即便在今天，让人重拾信仰也具有时代意义。
而什么是“革命者”，影片里李大钊的扮演者张颂文有自己的理解。“他们敢尝试常人所不敢尝试的东西，他们对信仰的坚守毅力大于常人，他们敢推翻反动政府、开拓疆土，创造新的社会，在我看来他们就是革命者。”张颂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虽然这回剃头是免费的，但你也不能马虎啊”
信仰的力量可以穿透恐惧，这在1927年4月28日那天的至暗时刻就是例证。这一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执行绞刑，行刑的绞刑架如今就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是馆里的0001号文物。
影片中，行刑前，李大钊和同期要被执行绞刑的狱友被安排剃光头，李大钊对剃头师傅开玩笑：“大哥，虽然这回剃头是免费的，但你也不能马虎啊！”旁边的狱友有的故作镇定，难掩对死亡的恐惧，但李大钊始终泰然自若，神情轻松。在以往的影视剧中，李大钊在刑场上的最后形象，都是按照历史教科书上留下的李大钊形象，保留了他那一头短发、戴眼镜的形象。《革命者》在摄制过程中，找到了一位记者拍下的李大钊生命最后一刻的照片，那天他没有戴眼镜，而且剃了光头。影片最后采用了这张照片里的形象。
演员张颂文在《革命者》中饰演李大钊，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不仅是光头，剧组还1∶1复原了行刑当天的场景，踏板打开,人随绞绳落下。虽然工作人员之前告诉张颂文，绞架下方的那块掌握生死的踏板里暗藏机关，拍摄时不会造成生命危险，可每拍一条，张颂文还是觉得很害怕，他担心自己的重量踏板支撑不住，依然会摔下去。但他想象当时的李大钊，“李大钊应该是不会害怕的，因为看他留下来的最后一张照片就知道了，他那张脸是很从容的，他的身体是很放松的。”于是他不断提醒自己，要演出行刑前李大钊的大无畏精神。
面对死亡，按常理来看，普通人都会恐惧，这是生理反应，李大钊为什么可以无畏？张颂文翻遍了能查到的关于李大钊生平的史料。李大钊曾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大钊被捕后的二十多天里，北京所有高校师生几乎都联名上书，请求北洋政府释放他；社会各界也举行大量的游行示威，要求释放李大钊；全国的非政府团体、民间团体也在呼吁释放李大钊。张颂文形容，也就是说北洋政府逮捕了一个举国关注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这是个轰动的、上热搜头条的新闻事件，在这样的舆论场上，反动军阀是会害怕的，害怕违反人心所向。
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受尽了各种严刑拷问，但是他从未屈服，他反而不停地劝反动军阀：你们的路走错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行刑前，面对前来试图营救他的同志，李大钊断然拒绝。“他选择去求死，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单纯的，他觉得是可以用死来执行人的信仰的，带着这样的心情去赴死，他自然是无畏的。”张颂文说。
在李大钊行刑前的历史照片中，他面色煞白，身体微胖。很多人会奇怪，坐牢以后怎么人还胖了呢？对此，张颂文结合史料和医生告诉他的判断说：“他关押的地方是见不到太阳的，一个人见不到太阳二十多天，脸势必会比原来更白，再加上没有地方可以伸展，人就呈现浮肿。生理学上你感觉他是这样的，但是他的精神，绝对是特别无畏的。”
为了演好李大钊，张颂文翻遍了能查到的关于李大钊生平的史料。图为电影《革命者》剧照。 （片方供图/图）
“他不是说说的，他就是这么做的”
如果李大钊只是停留在教科书里的形象，他对信仰的坚守、他的大无畏，就少了一些说服力。如果他同时是一位父亲、一位老师、一位先生，一个大家身边的普通人，他的伟大才显得有血有肉。这也是张颂文的体会。“我这次塑造李大钊的时候就立了一个誓愿，一定要把大家觉得这么伟大的一个人演成一个普通人。我认为如果他不能成为普通人，我们就不会相信这个人的伟大之处，我把他经历的事件、他的态度演出来就行了，其他的我一概按照‘人’这个标准来衡量。”他说。
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爸爸》，文章中对李大钊的回忆给了张颂文很大的启发，里面是一个鲜活的爸爸的形象，文中写道：
每逢看到孩子们学习，我就会想起爸爸说过的话：“小孩子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三心二意，要学就学个踏实，要玩就玩个痛快。”
那是寒假里的一天，我在屋里写大字，外边下起了大雪。啊，我们又可以堆雪人打雪仗了。我想着想着，手里的笔就不听使唤了。爸爸正站在我旁边，他用手敲了敲我写的字。我仔细一看，有几个字写得东倒西歪的。我知道自己错了，脸上热辣辣的，就认真往下写。
我把写好的大字交给爸爸看，心里想：“爸爸一定要让我重写一遍。”没想到爸爸看了，指着后边几个字对我说：“好，像这样写就对了！”又对我说：“叫你哥哥来，咱们到外边玩雪去！”爸爸带着我们到雪地里，跑呀跳呀，团雪球，打雪仗，还堆了个大雪人。我们一点儿不觉得冷，爸爸也像年轻了好几岁。
另一个生活细节是，举行抗议活动失败后，李大钊受伤住进医院。面对妻子赵纫兰，李大钊也会流下泪来。
李大钊还是一位“小气”的老师，《革命者》里有几个细节，是张颂文加的戏。一场是春节时，一群学生去李大钊家拜年，其中一个学生问：“守常先生，我能看看你书架上的书吗？”李大钊说：“可以啊，但你只能在我家看啊，不能拿走，你小子上次拿走我的书还没还呢。”
还有一场戏，是弄堂里的早餐。导演安排了一个报童过来给李大钊送《新青年》杂志，当时李大钊正在吃早餐，桌上是油条和豆浆。李大钊先问小报童吃早饭了没有，递给他一根油条。小报童接过油条吃了两口，想起任务还没完成：“先生，今天的书到了。”他一边说一边准备去掏包里的书，守常先生见状，连声说：“别别别！手上有油，是不可以去碰书的。”几个场景，演绎出一个爱书如命的文人形象。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每月的薪水高达180大洋，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一个月的薪水才5个大洋，李大钊的收入相当于普通老百姓收入的几十倍。可是他家里却经常揭不开锅，他的孩子们喜欢吃葱油饼，妻子赵纫兰却很少给他们做，因为葱油饼要用油来烙，他们家经常都没油，不仅缺油，还缺粮、缺盐、缺米。每天来北大上班，李大钊也不舍得去食堂吃饭，就从家里拿一个馒头，还不带咸菜，不喝稀饭，就着一杯白开水送那个馒头。
北大校长蔡元培知道后觉得很奇怪，李大钊每月工资这么高，怎么家里会有外面说的这么困难呢？他去调查才发现，李大钊每个月会拿出一半的工资作为党的活动经费，用以印发一些刊物，同时，他还资助了好几个交不起学费的北大学生。这些故事都是张颂文在翻阅几个北大学生的回忆录里看到的，“他的小家可能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这个国家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
《革命者》的拍摄是不轻松的，仅绞刑那场戏，剧组前后就拍了八天，但张颂文认为整个拍摄过程是“很愉快的”。“我越来越了解他，越来越明白他是一个什么样人格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人生梦想。”张颂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大钊没有私心，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好，全心全意想为这些底层的人去呐喊，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其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人做事情都可以找到他的理由，他的私心，但你感觉李大钊没有理由，他就是觉得人应该这样做，所以他写的很多文字对我触动很大，真的言行都是一致的。他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还有李大钊年轻的时候写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你会发现，他不是说说的，他就是这么做的。”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